在历史之河的左畔，我试图留下一串足迹

 

这段时间极为烦闷，我居然看了《胆小鬼》上的一些恐怖小说，主要是“著名的恐怖小说家”周德东写的几篇，我怀着一种严重怀疑其写作水平的心态读完了那些小说，初步得出一些看法。我认为，那些写恐怖小说并且喜欢看的人主要是一些比较优裕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人（也许还部分地包括我吧），他们具有几个特点：其一，吃饱撑了没事干，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空幻想及其写作；其二，生活百无聊赖，希望寻求刺激；其三，他们活在这个社会中，由于纷繁复杂的挫折、冲突和激变，容易不自觉地陷于被某些必然性困惑的状态中，他们对自己乃至世界的存在感到迷茫和困顿，因而千方百计地寻求某种精神寄托。在周德东等人的一些十分可笑无聊的文字中，到处都可以感到小说主人公先验地怀着冥冥的恐惧，而许多的恐惧在读者我看来根本不存在。

我还无法充分地判断恐怖小说这种东西是好是坏、是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文化的负面产物，不过我个人认为，恐怖小说要写得好：首先应该尽量真实、尽量地接近日常生活（真实？不可能吗？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大量人类目前还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我想，最能扣人心弦的恐怖作品不是作者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根据民间的大量灵异事实构思出来的），其次，它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必须很精简，过多的“惊心动魄的”心理描写反倒让人觉得很烦腻，再次，它最好不要谈及什么鬼神灵魂之类的，更不要把鬼神灵魂的轮廓（包括话语）都描述出来，至少对于一部分读者（包括我）来说，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我们承认有许多“不可知”的存在（我认为并非因为自私的“本性”、而是因为人类对种种“不可知”的好奇与求索，人类文明才不断进步。周德东的《幽灵船》里有一段话把人的求生本能等同于人的自私“本性”，这是小儿科式的错误。另外，一个人为了公益而牺牲自己，这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例子，生物学家早就揭示了蚂蚁等社会性动物中存在利他主义。说什么人为了求生而不顾别人死活，这顶多也只是阶级社会的片面事实罢了）。

 

花溪邮局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朋友给我的邮政汇款已经五天了还收不到？？为什么黑龙江印象书店给我邮寄的书（《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已经15天了还收不到？为什么上次江苏千秋书店寄给我的书要整整21天才收到？是邮政的问题，还是学院收件负责人出了问题？（我多次催促班里的收件员，对方可能都烦了，只是不好说出来罢了）

A 21:50:45
我认为联系上第四国际，或成立中国的新革命组织是很紧迫的 
A 21:52:06
也许同仁们已经早做了该方面的工作，只是我不得而知罢了 
我 21:52:03
没有去联系第四国际的紧迫性 第四国际的内部派系斗争非常复杂 加入它们必须熟练英语 并专门进行研究 很费事 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来说 这并不是最首要的事 
A 21:52:55
哦 
A 21:53:20
最首要的是什么？高见！ 
我 21:53:06
最首要的事 我认为是尝试组织自主工会 或者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 还有 对过去的错误思想进行深刻的清算 
A 21:54:05
有道理 
我 21:54:12
连经济战斗组织都没有 工人的政治组织 还远谈不上 
A 21:55:45
我认为自己从根本上、思想上已经准备好了 
我 21:56:11
列宁派政党是建立在俄国工运政治化的基础上 俄国的政治罢工大概发生在1901年左右 列宁派政党是在1903年确立的 列宁以及他的同志都在主要工业城市建立起了许多工厂斗争小组
而中国 成功的经济罢工才刚刚在沿海地区开始 至于政治罢工则根本就没有 当然对此 我们不可“推动”工运的政治化 工运是一个客观因素 不是我们上了发条就会转的玩具 
A 21:57:21
连经济战斗组织都没有 工人的政治组织 还远谈不上
     凭直觉论述有问题 
我 21:57:14
工运的政治化是迟早的事 例如争取工人阶级的结社权等自由权利 
A 21:57:59
恩 
我 21:58:30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当然不是教条抽象的关系 但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想想 工人连经济罢工都不多见（而且少有成功的） 他们中间（注意是是他们，不是“我们”）怎么能产生出政治组织呢？ 
A 22:00:02
恩 
我 22:02:18
自己亲自去当工人 这还算不上什么实践 实践也有高低水平之分 工人中也有保守和先进之分 而且在目前 保守工人恐怕更多得多 如成为一个工人并参与到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 那又是另一种高水平的实践了 至于参与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实践 则是最高水平的
毛泽东不是没有参与过一般的工人斗争乃至大罢工 但是他在1967年时决不相信上海工人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工人革命实践 
A 22:04:45
我们能否有更多的忠诚的人，直接进入工人，启发、教育工人、其他的劳动者们，发挥我们更加积极的斗争性，创造性，和一切有斗争精神的人们的积极主动性？ 
A 22:05:37
联系一切有斗争精神的人们， 
我 22:06:26
如果你能调动就调动吧 
A 22:07:18
呵呵 
我 22:06:51
现在左翼大学生毕业后进工厂的事例是有的 但是很少见 
我 22:07:17
北京有一个左翼的女学生 辍学进了工厂 组织一些俱乐部之类的组织 
我 22:07:26
不过我不认识她 
A 22:08:17
单枪匹马？ 
我 22:07:50
恩 
A 22:08:59
堂吉何德呀 
A 22:09:38
不谈那特例了 
A 22:09:58
争取对象 
我 22:09:37
为什么是堂吉何德？她做得不对吗？ 
A 22:11:27
个人大战风车呀。我不认识，要不把她取过来 
A 22:12:13
我 22:12:38
取过来又能如何？ 
A 22:14:43
每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很可贵的 
A 22:15:16
很可贵的资源，很宝贵的 
我 22:14:45
工运不向前进 左派也奈何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 左派只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先进工人 一方面是身体力行 但这并非唯一的 另一方面 就是进行理论斗争 肃清共运史上的种种疑惑 
我 22:15:18
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影响的 
A 22:16:25
但愿你的话不消极 
我 22:16:55
我们只能身体力行 做力所能及的事 至于争取某个人 这不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现在就说要找到她 都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自己有心有力 能成为一个工厂工人并参与他们的斗争 你自然会认识到她的 现在你我置身于“运动”之外 又谈何把她“争取过来”呢？ 
A 22:18:47
我要像伊里奇，要别人要么投降，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存在的权利 
A 22:19:28
我要像伊里奇那样，在自己的观点面前，要别人要么投降，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存在的权利 
 
A 22:20:17
恩 
A 22:20:24
是啊 
A 22:21:01
但是 
我 22:20:47
有一些话 可能无情了点：如果你我都坚持共产主义 那么我们终究会在运动中见面并且为同一个目的而团结起来的 这谈不上谁争取谁 可是如果有一天 你或我离开了共产主义事业 那么以前说过的话全都是废话 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争取谁谁谁 搞一个小帮派 然后再去搞工运 不是这一回事 现在我们都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现在不能见面或者无法共事 但将来运动的高涨会筛选所有信誓旦旦的人并且把运动分子都联合在一起 这是必然的 
A 22:23:30
我完全坚信有那一天，就是不知能否有幸参与了

 

近段时间几次有事情要去花溪县城（我认为从地理和建筑上看花溪是个县城，而非贵阳的一个城区），看了一些景象，这里略做个点评吧。

 

可怜的小资产者

 

今早我经过贵大后街（即贵大南边的朝阳村）时看到一个十分陈旧的小楼房——“教工第17幢”的门口上用粉笔写着“强烈抗议贵大占我租房56年，24年来……还我公道”，门口坐着一个“背篼”（即贵阳式农民工）。旁边的一些老房子已经拆迁，不远处的工地还在施工，新的房子准备建起来了。我立时猜测：这可能是一个积累已久的问题，借拆迁补偿之机提出来了。我心里感到一抹淡淡的悲哀，——或许是我知道此类的问题太多了，也或许是我还未真正地麻木。
我在重庆“冒险”时亲身遇到过一个被强拆的小家庭（他们曾经是特钢工人），他们一家把我错当成了伸张正义的记者，托我把他们的申诉材料上传到网上，我感到既十分同情，又很唐突、尴尬，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帮不上什么忙，但我盛情难却，终于还是当天就把他们的长篇手写材料全文打字上网、转到几个论坛里了（而且许多字很难辨认）。实际上，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清楚这样的事实：由于缺乏政治自由以及官僚行政强权，中国的绝大多数小资产者（富裕农民、租房户、个体户和小生意人等，还应包括大型媒体记者、重点高中教师、办公室职员、高级医师等）都是社会上软弱无力的阶层，是广大被压迫者中的一部分，即使在政治自由、重视司法的情况下，如果他们自己不团结起来并争取到工农劳动者政权的支持，就算他们能维权也依然只是修修补补、摆脱不了实际上卑微可怜的社会政治地位。

 

可笑的广告标语牌

 

其一是贵大后街一出去就能看到的、矗立在花溪大道东侧的大型广告牌，中间：“贵阳职工医院”及其建筑图，左边：“方便农民就医”，右边：“巩固工农联盟”。
[巩固工农联盟？这是在故意以严肃来搞笑，还是因为大脑锈抖？现在的确是工农联盟，工农一起受苦，方便资本主义更好地剥削]
其二是花溪邮局不远处的马路中间、沿着隔离栏上挂着大红宣传横幅“学习当年红军 踊跃报名参军  国教委 宣”。
[我靠，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年轻人们都忙着发财致富、有志青年则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红军——红军即使在稍微懂得历史的人的印象中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军队，而更是一支革命起义军，如果真的学习当年红军，那贵州的农民、背篼和工人早就武装起来把贵州省官僚政府掀翻了]

 

虚情假意的维权宣传

 

今天上午，在花溪喜雨村大酒店对面的某个机关单位的大门口前的正中间，有几个官僚作态的工作人员忙着布置着一些材料，一张长条桌子前放着大红横幅“农民工维权宣传”，可是旁边一个背篼也没有，倒是一些好奇的路人伫足看着。
[要真心去宣传维权，起码也得到背篼通常聚集的几个路口去散发材料、对话讲解之类的。更何况，这些政府工作人员99%都纯粹是为了完成任务，因为，特权官僚们是决不会为真心工人着想的，当他们要为工人“着想”时，100%是因为那些工人的抗议行动威胁到了他们的国家统治。最上层的、最有远见的官僚是“真心”为工人“着想”的，它们往往能做一些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工人维权典范出来，可是它们那些手上没有什么资源而又鼠目寸光的下级官吏们往往只会奉命行事，而且保证可以把事情做到最无聊、最虚伪的境界]

 

最近两天我感觉Y同学很不会为人处世，特别是在他和精明滑头的Q同学对话时就看出来了。不过对于同宿舍的Y同学，我一直隐忍不发，免得引起无谓争吵（但在其他朋友中我则初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仅仅拿作为团支书的Y同学策划团组织生活一事来说吧，本来，由于班级的不团结，这次策划十分失败，不但内容怪异（每人出一笔钱去某地游玩），而且愿意去的人很少（因为要每个人自己掏钱），许多人相继找理由不去，以至于这次策划终归失败。策划者对此很不满意当然在情理之中，但是Y同学却边做工作、边大发牢骚，时而抱怨自己承担了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工作，时而诉苦自己跑了多少腿、做了多少事、掏了多少钱，时而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好象对腐败深恶痛绝似的，还总是把“老子辞职算了”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当有人问他“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当团支书呢”时，他竟然说他并不想当、是别人推他上的，还一直在解释班干选举时的具体细节。
我认为以上表现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此人太缺乏责任感。作为一个人，更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是敢做敢当，再大再苦也要扛下来，扛不下来就不要做了吧，做人何必装得那么累呢？敢做不敢当，算什么人？对于Y反复强调自己不是自愿当的，而是别人逼他当的，我倒想起了个故事。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杰克·伦敦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中的主人公马丁·伊登曾经是个贫困落魄的作家，他的女友终究因为他的前途无望而离开了他，对此他刻骨铭心、伤心欲绝，可是当马丁·伊登事业发达之后，他的女友又来找他了，她希望重拾旧情、含着泪说了许多后悔当时所作所为的话，这时马丁·伊登只说了一句话却给我印象很深刻——每个人在做一定的行为时都是按自己的意愿的（大意）。这话说得何其好呵！既然后悔，又何必当初呢？而当初你既然不想上，这又是谁能逼迫你上的呢？（至于我个人，则是几乎从来也不想当班干；但是如果我要做某件工作，我一定会争取及格，不过前提当然是“我要做”，而不是别人“要我做”。例如，我在重庆的那点光辉事迹宿舍里都知道，我也同时说过在重庆时的经历之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后悔，相反，只要我的共产主义信念不改变——我就永远也不会后悔，而且我深知将来的生死斗争还将更激烈）
其二，他在批评别人时，不懂得检点自己，这是很可笑、也很可悲的。他抱怨别人太自私，可是他自己呢？他自己还不一样？连自己和舍友的利益关系的处理都有失妥当，为自己的舍友临时使用他的电插座的一个接口，常常要骂骂咧咧。向他借个钱，他也要反复提醒；哪个舍友有几次借钱不还的情况，他居然当面嘲笑人家；可是他当团支书后这几天就多花了几块钱，他就要痛苦地抱怨了。何况他是个广东富商的儿子，比起班里的一些经济相当困难的曾经的班干部（他们却并非喜欢事后发牢骚，只是现在早已辞职了），他那点付出又算得了什么呢？实际上（我感觉），现在中国许多大学生，不管家境好的还是贫困的，都很注重维护自己利益，往往多少表现出一些自私倾向，只不过许多人还知道羞耻、知道要“面子”，在公共场合极力适应传统道德和公益性，少数人则不知廉耻，公开强调自私性，为自己的自私辩护，那又另当别论了。而Y呢，我感觉他大概属于前者，问题就在于他在交往方式的某些方面太缺乏自知之明。
（如果我公开这样批评他，他恐怕还要反咬我一口呢）
不过，说到底，我还是觉得步步更有见地，步步说，人总是要成长成熟的，当他碰了几次壁后就明白了。这个评价使我意识到，对于成长中的人，应当怀着宽容的心态，有时候，宽容就是容忍，就是不试图改变别人，让他在他的成长中去碰壁摔交、去反思，这样当他将来自己回顾过去时他就会明白的。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终将会在社会中走向成熟的。（如果说我在批评Y时应如何检点自己，我觉得是应该对他人的批评更容忍、对自己类似Y的缺点更克制、在公开批评别人时更注意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