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之河的左畔，我试图留下一串足迹: 读书笔记

毛泽东提问：“你怎样使猫吃辣椒？”

Thu, 10 Aug 2006 00:08:42 GMT

我昨天中午在卧室（也是书房）里开始看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记》（Mao:A Biography）（2006年1月最新版本，2006年1月特里尔做序言），这本书是我在柳州新华购书中心买的，花了55块钱，但我觉得很超值，特别是“本书后记”既有富有内在价值，又（通过本书在中国的“热度”等信息）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些讯息。
因为我首先看了头和尾，再选中间的几段来看（为了最近的研究所需），结果看到一处有趣的地方，竟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我爸正好经过我的书房；然后午饭时，他就问我刚才看到什么那么好笑？我就笑着用通俗的话绘声绘色地复述了书中的故事，同时我的情绪语气感染了爸妈，他们都笑了起来。
这是什么故事呢？我还是摘抄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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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4—P295

    “这次会议之后，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毛泽东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使猫吃辣椒？’
    “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首先说：‘这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极为厌恶地摆摆手，‘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周恩来一直在听着，毛泽东要周恩来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三天，’这位善于走钢丝的人回答，‘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与不同意刘少奇的方法一样，毛泽东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那么，毛泽东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这很容易（至少这口气与刘少奇相同），把辣椒擦在猫背上，它感到火辣辣，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原文注释7]
    “且不管这故事出自何处，毛泽东不喜欢强迫是确实的。他还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为自己的目标而成为一个权力主义者。
    “毛泽东并不仅仅陶醉在抽象的社会一体化之中。当时，在毛泽东看来，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刘少奇一直主张的观点。毛泽东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更强调道德意志。”

注释7：K.Eskelund's The Red Mandarins,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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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是：

1955年，中共设法让“民族资本家”配合社会主义改造。我摘抄的段落第一句提到的“这次会议”指的是特里尔所说的毛泽东会见80位上海工商界领袖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故意放话声称：在北京听说有的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但他不相信这个传闻。他以此暗示政治情势的变化。结果，“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们（上海资本家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他们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P295）。

对电视剧《西游记》最后一集的“佛门传经竟然索要贿赂”的看法

Tue, 08 Aug 2006 15:19:55 GMT

从《西游记》侃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最近一个月，中央台四频道（国际频道）放1986年版的电视剧《西游记》，这是最经典也最令我回味的版本，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看过的第一遍西游记就是看这个最老的版本，看这个版本的西游记让我回忆到童年的感觉，而我这个人呢，在情感上喜好浓浓的怀旧色彩。而且这个老版本拍得确实好，人物特别有神采、特别淋漓尽致，不愧是中国八十年代的电影水平。而后来提高了电脑特技、换了演员的西游记我都看不上眼，而且觉得演技上往往很假。
我每天晚上吃饭时都被西游记的放映深深吸引住，吃完饭边洗碗边看，有时看完才洗碗，妈妈也会一起看，她有时更像个孩子，常常被电视里的情节所感染。

今天已经放到最后一集了，唐僧一行到极乐天-佛祖那里了。儿时的记忆很快随着镜头翻腾起来，几乎每个情节乃至猪八戒将要做什么动作，我都记起来了。记得小时候看最后一集时，心情是很激动的，我仿佛看见小时候的我坐在电视机前贪婪地捕捉每一秒钟的电视画面，佛祖的大殿是那样神圣、奇特、庄严，令人产生无比崇高的感觉。

    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再看这最后一集，却感到了西游记最后一集在细微处包含的深厚的哲理。其中显然有许多道理可以讲，但我想专门谈谈从前我未曾想过的一处情节。
    这正是最令人吃惊的情节：唐僧向两位“尊者”求取经文时，那两位“尊者”居然向唐僧一行要“人事”（也就是贿赂）。
    我先说说，其实那两个“尊者”恰恰十分可笑—— 一方面，他们就是佛祖身边的人，显然享有很高地位与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在用斋饭款待唐僧一行时，自己也跟着大吃大喝，唐僧在饭局上催要经文、他们走之前还往袖子里狼狈地塞了许多果品。孙悟空很有心眼，他看到两位“尊者”无拘无束地吃喝时就从他们那里灵敏地夺过几盘食品，“尊者”傻了眼，孙猴子讽刺地笑着说：“哦？原来你们是来陪饭的，这倒也是件美差事呀！”然后他把食品递给他师傅唐僧吃，令人看了捧腹大笑。而他们却嬉皮笑脸地向唐僧一行索要贿赂，当他们看见唐僧拿不出礼品，就说了一些刻薄的风凉话，大意是“要是我们白送经文、我们又咋生活下去”，却不免让人既疑惑又不平——难道如此高尚之地也竟然要索贿吗？后来，当孙猴子公然质问如来佛祖时，后者如实交代了原委：很久以前他把这些经文念给另一些人、传授真经时，得了一些碎金子，后来他才感到由于没有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所以自己亏了，所以留下了一个索要“人事”的“潜规则”。唐僧一行最终还是不太情愿地拿出了唐朝皇帝赠送的宝物——紫罗金钵给两位“尊者”，而那两位“尊者”依然表现出那副小人得志一般的小丑相。
    我早就知道并且记得这些情节，但从来没有也没能思考这其中的奥妙，可我现在看了真觉得一下子明白了许多！我是这么想的，索要贿赂的规矩恰恰证明了不存在什么超然的高深道德，恰恰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人们必须先吃饱饭，社会上有比较稳定的剩余产品（“人事”）之后，才能从事道德、学术、创作等脑力活动，文明的基础乃是建立在生产发展使得一部分人（至尊的佛祖也不例外）能摆脱体力劳动、而从事脑力活动的基础上的。
    其二，佛祖当初所后悔的恰恰是没有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今天我能清楚地了解到：等价交换原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产品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交换，而这种规律和原则都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有一个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过程。等价交换原则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的很长一个时段就不存在，人们既没想到要等价交换、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技术来实现等价交换，直到生产发展了、新的生产关系破茧而出才使社会自身滋生了对等价交换的需要。任何正常的人都是社会人，都不能超脱于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社会的性质与内在矛盾——连如来佛祖和佛门都不例外地忠实地屈服于剥削阶级社会的分配准则——等价交换原则——这是《西游记》告诉我们的。
    其三，观众显然可以看到佛祖与那两位“尊者”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个区别也非常有意思：佛祖仪态始终很神圣、笑容可鞠，令人尊敬（比如说当时孙悟空也比较尊敬他，请他主持公正、评判那两个要人事的人），而且佛祖讲起话来之乎者也、头头是道、颇有一番道理；但那两位“尊者”就不同了，他们神态猥琐，一副势利小人嘴脸，油嘴滑舌，虚与委蛇（惹得孙悟空几箭步冲上去、狠狠地揪起他们的衣襟，嚷着要去见佛祖）。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同样是恪守等价交换原则，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是不是说有的人被世俗腐蚀了，但有的人还保持了高尚道德呢？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其实，很显然，（佛祖）的道貌岸然并不说明他真的超凡脱俗，但孙悟空质问佛祖时，佛祖不但为两个门徒辩护，而且还说了关于索贿的典故由来，孙悟空毫不留情地笑着一语道破：“哦……原来这规矩还是你留下的啊！”——我特别注意到佛祖对东土大唐社会的评价，他说了一堆很文言的话，大意是说唐朝社会的道德风气很糟糕，确实需要以佛家文化来治理社会了，以此话联系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为索贿制度辩护、为势利小人张目），感到他虚伪到了令人汗颜的地步（可十几年前我小小年纪看电视、哪里想得到这些呢？）。这不禁让我想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律师与企业主的关系，企业主对待职场的员工处心积虑地剥削、对商场的竞争对手挖空心思地诈骗，而且还颇为得意，看上去坏极了，就像《西游记》中的佛门那两个势利小人；而律师呢，享有知识精英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尊严（特别是当代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法律条文旁征博引、说得头头是道，且风度翩翩、道貌岸然，其实正是企业主的辩护者、剥削制度的卫道士，就像那个虚伪的如来佛祖。
    再往更深的方面想，佛祖为何如此神圣、受人尊重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姑且不论真假）：当年释迦牟尼离开王子的尊位，到劳苦大众中潜心学习、为民办好事、讲经布道，最后打坐于沙罗双树（西游记里说是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升天而去。原来恰恰是由于佛祖为劳苦大众讲经布道并且“普渡众生”，才在群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
    那又如何看待佛祖把讲经布道变成了“收费服务”呢？（假设那些传说都是真的）。我认为，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一开始，释迦牟尼为了吃饭、生存，自己又专门从事经文研究，那么，向求经的受众收一定费用就首先是迫不得已的，在那时释迦牟尼还算是劳苦大众的代表，因为那时他还有可能回到王位，但他却毅然从事经文研究、传播的工作。后来，门徒越来越多，他的门徒也开始研究、传播经文了，他的门徒也要吃饭生存，也开始收贿索贿；这个过程中，新进门的门徒的社会出身、进门前的履历很可能是差别越来越大，可能会有豪门弟子进入，可能会有吸引破产失意的生意人，也可能有流氓无产者皈依佛门，而众多门徒的思想本身只是社会上各种阶级阶层及其思想在佛门中的反映；而佛门也毫无例外地受到社会内部的所有成分和内在矛盾（包括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等价交换原则所造成的必然的不平等，比如个别传经人收贿多些，生活舒适些，而其他一些传经人却收得少些，生活紧张些，这种物质的不平等迟早要产生心理乃至价值观上的差别，纵有种种清规戒律，而佛门迟早也要反映出剥削阶级社会中的分工、收入分配制度、等级差别乃至内在冲突）。
    这样一来，在剥削阶级社会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剥削阶级社会人吃人的道德实质下，“收费服务”就必然要变质，要成为一个腐朽制度，然而佛祖必定要为他的门徒辩护，因为索贿虽然（在当时现实社会条件下）总有可能变成贪得无厌的勒索敲诈，但毕竟是佛门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财源，他们就会饿死。不过此外，他们还有几条途径——要么他们去种田，但是种田要受尽地主和高利贷剥削以及破产和土地集中之苦；要么他们去经商、当老爷，但既有利益格局已定，要重新分配必定要起来斗争——也就是再要么就斗争、起义，但是起义的后果无非是最终被统治阶级收编，重新腐朽，更甚者有起义领袖坐上王位，成为新剥削者。实际上佛教——乃至历史上从劳苦大众中产生的那些宗教例如基督教便是如此——很快沦为剥削阶级实行思想文化压迫的工具，正由于剥削阶级对这种精神鸦片始终有社会需求，而剥削社会（不管表面上多么富足却）总有相当多人对赚钱的行当趋之若骛，这样就使佛门的香火长盛不衰了。

一下子写了那么多，就写到这里吧。

西方新左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Sat, 08 Jul 2006 14:38:41 GMT

西方新左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篇文章是我关于瑞典经济学家阿萨·林德贝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的笔记。

本书相关信息：

译者：张自庄赵人伟

根据哈珀-罗出版公司1977年版译出

198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407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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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韩德强先生曾用“新左派”一词来指称包括他、左大培、杨帆等一批关注社会公平与民族发展长远利益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这个“新左派”不但在中国有，在美国也有，不过我不知道在欧洲有没有。

实际上，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话语声音崛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可是新左派这个概念却产生于1960年代初的美国，而且西方所出现的新左派与中国韩先生自诩的“新左派”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含义大相径庭，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西方的新左派具有更多的革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与1968年法国革命运动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而中国的“新左派”们眼里根本没有什么革命传统，他们关注的是怎样捍卫国家秩序的稳定与中华资产阶级民族的伟大崛起。尤为好玩的是，（至少在早期的）西方新左派里，“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并不惹人喜欢，而且要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市场与竞争持强烈反对态度；但在中国的“新左派”那里，他们当然是拥护“既有社会主义又注重市场竞争的”。

一句话，中国的——确切说，韩德强先生自诩的——“新左派”，它不但在招牌上纯属流宗，而且要比真正的新左派落后得多。

关于《新左派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个读者，首先肯定关注一本评介是否有代表性，否则读了也是浪费时间。这本书的作者是瑞典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萨·林德贝克，是欧洲一位比较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书写于1969年，1970年出版。1971年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为他作了个前言，指出让局外人评价新左派与传统主流派之间辩论的意义，指出局外人往往能看清事实，他举例说了法国人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剖析非常准确，这确实很有道理。事实上，林德贝克的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后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新左派人士也出面对之做了评述，1977年小册子再版，收录了对几篇文章的辩论式的答复。

现在让我们撇开林德贝克（以下简称“林氏”）对新左的一系列批评，只抽出对新左的一些叙述，简单、迅速地了解新左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的成分、他们的意见。

新左派的来由以及他们是谁？

新左派最早产生于1960年代初的美国，最初的新左派只是一些很松散的青年组织，他们在全美做长途旅行，宣传自己的思想，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主张少数人权利、关注贫富差距问题等。最早的新左派团体是“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运动”（SDS），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的统一协调委员会。最初的、即1960年代前期的新左派向往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即西、北欧福利国家模式，最有代表性的是SDS的第一个政纲（1962年休轮港声明）。

1960年代后半期，新左派发生了很大变化，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左派。在地域上，1965年之后，新左派扩展到了欧洲，成为整个西方的一种思潮，并从欠发达国家的广泛的革命运动与革命事件、人物中获得启发（例如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雷吉斯·德布雷（古巴游击中心论者）、切·格瓦拉（游击中心论者、国际革命者）、弗朗茨·范农等人）。在思想上，新左派受到更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的影响，受所谓“老左派”（林德贝克指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人）的影响越来越大，还受到马尔库塞、C·赖特·米尔斯、约·肯·加尔布雷斯等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不过，林氏指出，加尔布雷斯是作为一个被批评者受到新左派广泛关注的）。

那么，新左派究竟是指哪些人呢？

萨缪尔逊在《前言》中罗列出一些人，其意思大概是指新左派的思想渊源：

索列尔（20世纪初法国最著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创建者、被认为是“西马”的开山祖）、保罗·巴兰（著有《成长中的政治经济学》等）、保罗·斯威齐（美国《每月评论》创刊人之一，著名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埃·曼德尔（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托派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书记）、米尔斯、科恩-本迪特（法国无政府主义者，1968年学生运动主要领袖之一）。

林氏则在《绪论》中提到的“新左派经济学家”，他认为最好是称为新左派的鼓动家：

法国的安德烈·戈兹（革命社会主义者）、比利时的埃·曼德尔、欧洲的《新左派评论》的经常投稿人——路易斯·奥尔瑟塞、佩里·安得森、亨利·利菲弗。另外，“显然，（在美国）象保罗·斯威齐和已故的保罗·巴兰这样的‘老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每月评论》和其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杂志的其他一些撰稿人，在为新左派运动提供一套理论方面曾起过重要的作用”（P19）。“新左派的主要‘鼓舞者’……‘较老’的几辈革命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和列宁到巴兰、斯威齐、戈兹、曼德尔等等……）”（P22）。

从以上渊源来看，西方的新左派的大多数是真正意义的左派——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左派（斯威齐可以看做是毛主义的支持者）的各种革命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本身也相当庞杂，在欧洲，新左派形成不同的党派，在美国，新左派则要模糊得多。新左派与所谓老左派（至少在1970年代）的距离较1960年代已大大缩小（在林氏看来，这个老左派还包括共产党的左翼），但仍存在一定差别，例如新左派强烈反对集中，而强调分散化，部分新左派（例如受马尔库塞影响的人）特别强调学生与知识分子的革命先驱者作用，而倾向于认同“青年是一个阶级”，特别强调批判异化问题等等。

那么，大多数的新左派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呢？我尽量引述林氏的话，做一个最简明的概括。

新左派主流的纲领

1、批判“异化（Alienation），系指人们由于不能控制社会势力，反而为社会势力所控制，对工作感到无意义、无目标，在精神上感到空虚、无聊、冷淡、悲观失望”（P3，译者）。认为工作异化与环境恶化以及对集体服务事业的忽视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并且激烈地批判它。

2、在解释收入分配问题时，倾向于更多考虑权力分配、阶级斗争等概念，强调经济因素与阶级政治的密切关系，无论看待国内问题还是对外问题。

3、强烈地反对市场，反对竞争，对竞争有许多批评，其理想模式是解除了激烈竞争、实现合作与和谐的社会，赞成集体的公共所有制，反对资本私有制，对平均主义有深切关注。

（这一点与中国的冒牌新左派们恰好相反，中国的冒牌新左们并不根本反对市场竞争，而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秩序的卫道士主张对市场加以限制，以克服“市场失灵”，这个见解与阿萨·林德贝克先生的看法如出一辙，也符合大老板们的长远打算）

4、强烈地反对官僚主义。林氏引述曼德尔的文章：“官僚主义[在苏联]的大量存在，既减少了生产者的消费基金，又使一大部分社会剩余转为非生产性消费……官僚主义的专横和暴虐压在工人群众的身上，愈来愈不堪忍受”（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2卷，P598。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8年版）。林氏特别指出：“他的这个论点完全代表了新左派”。新左派因而主张分散化与民主化的计划经济，曼德尔和戈兹都强调工人控制，除了工人控制工厂的“老要求”外，还加上了学生控制学校，并且——“控制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诉求（P65）。值得注意的是，对苏联官僚主义进行激烈批判的，不光有继承了托洛茨基正统学说的曼德尔，还有巴兰和斯威齐这些美国新左派，实际上，在1968年法国风潮中，学生运动不但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党官僚集团，这是个事实。

5、“总的来说，新左派对物质刺激——表现为利润和工资差别——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P77），强调精神刺激。“新左派对利润的批评是特别起劲的……他们把高利润看作是特别大的剥削的一种标志”（P78）。“对于东欧经济的新发展，特别是市场和利润动机的恢复，新左派的文献通常是不大欢迎的”（P79—P80）。实际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切格瓦拉都特别注意这一点，把物质刺激视为资产阶级化的主要标志之一。（而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很早就开始抨击苏联后来推广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指出这种物质刺激导致的竞争将会重新分裂工人）

6、反对“过度消费”和“过度发达”——指的是不必要的个人奢侈浪费，认为“额外的私人消费”对社会无用，效用为零。“在那些鼓舞新左派的人当中，有些人要求把公共消费变成消费的‘正常’方式。利奥·休伯南和保罗·斯威齐曾经宣称：‘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在其中，公共服务应成为正常的。实际上是必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少数（唐）吉诃德式的利他主义者那种脱离常态的生活方式。’[此注2：利奥·休伯南和保罗·斯威齐：《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答案》，《每月评论》小丛书（1951年5月）]人们常常说：如果削减私人消费中的‘奢侈和浪费’，就有可能在公共消费中取得显著的成绩”（P91）。

7、关于斗争方式，倡导革命和阶级斗争，采取非议会形式的群众性的直接行动，用物质的力量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部分新左派及其鼓舞者特别强调学生、知识分子的作用，甚至认为青年学生已构成一个领导革命的阶级。

由上面的叙述可见，西方的新左派的多数是真正意义的左派，韩德强先生盗用新左派的名义，制造假冒伪劣话语，误导我们青年（害得我有半年时间以为新左派就是指那些站在左边为大中华资本主义秩序做辩护的家伙），现在真正的新左派（在国际上是新左的主流派）——革命社会主义者们，应该要与那些“资本家的走狗”（韩德强2005年底在香港的口供）划清界限了。

“买进→卖出”的差额利润是从哪里来的？（修订版）

Thu, 29 Jun 2006 06:31:44 GMT

很有幸，革马的虹草邀请我写一些有可读性和趣味性的文章，刊登到革马三分区。我计划在本周先拿出两篇以上的笔记，先经一些同志的修改，然后再寄送虹草同志。——6月6日

经过柴荣、巡夜两位网友的重要建议修改，特别是参照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与《资本论》中的若干重要分析，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改为“劳动是一切产品价值的源泉”，将所有涉及关键论述的“财富”都改为“产品价值”或“产品”，并补充了一句话：“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财富”一般也是指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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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笔记（一）
“买进→卖出”的差额利润是从哪里来的？

2006年6月5日

一、买卖差价从何而来？
   人们不难知道，商人是这样营业的：大量批发进货，再以较进货价高一些的价格出售，从买卖的差价中获利。另外，企业主似乎也是从商品销售收入减去商品成本（原料、机器损耗、工资等）的差价中获利的。
   那么，这些差价从何而来呢？
   有人说，这是钱生钱的艺术，一块钱变成了两块钱。有人说，这个差价产生于商人的智慧。有人说，企业的赢利来自于企业人员的劳动。有人则说，商业利润来源于做买卖的本钱。也许还有人说，差价产生于商人的“劳动”——即商人为买卖而活动的耗费，其中还耗费了体力和精力，或许还有脑力咧（精打细算）。
   让我们来分析这五种说法。前两种不仅没有解释问题，反而把商业营运神秘化了。第三种说法则是对的，但又不能完满，例如它对企业的各种劳动不加分析，再例如它不能解释同样是劳动，为什么有的企业赚钱，有的企业亏钱。第四种说法：本钱无疑是商人赚钱的必要条件，然而本钱不经过流通或生产过程却不能增殖；这种说法实际上回避了“差价来源”这个问题矛头，而且同样不能解释盈亏不一的现象。第五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因为商人活动的耗费——表现为消耗在商业过程中的费用（包括仓储费、运费、店面或摆摊费等）都最终算进卖价里了。在这里，价值没有增加，只是把费用计算到成本里了。再者，把商人活动的体力和精力甚至精打细算都作为生产产品的劳动，那就成笑话了，因为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商人就应该把商品送给那些在购物方面最执著的家庭主妇，而且还要倒贴钱。

二、劳动是一切产品价值的源泉
   那么，这个买卖差价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要回答它，首先应该知道人类一切产品价值的来源与产生方式。人类已创造的产品种类极其丰富，不胜枚举。通过整理，我们发现人类创造的产品价值无非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原始材料或再包括机器损耗折旧、厂房购置与辅助品等等。另一部分是人的生产劳动，包括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劳动创造。有人认为，参与了新价值创造的还有企业管理和各种服务部门（例如采购、广告策划及销售部门等），实际上这些部门并没有新创造产品的价值，而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新增的价值，也就是将这些新增价值转变为钱。
   考虑到本文要面对社会各界的读者，这里先得通俗明了地解释两个基本概念：使用价值和价值。日常生活中我们说某样东西“有益”“有用”“有价值”，这就是在说这样东西具有使用价值，例如阳光对人类健康有益，这就是说阳光具有使用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财富”一般也是指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人类劳动创造的产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但未必具有价值；这个价值又被称为交换价值，即在普遍的交换中衡量商品价钱的那种因素。根据人类社会史学的已有研究，人们发现，实际上在普遍的商品交换出现之前，社会组织是有意识地按劳动时间来管理经济的，例如一个农夫如要取得一个铁匠生产的斧子，则要么以生产斧子必要的劳动时间对等的粮食数量来交换，要么在铁匠生产斧子的时间里到铁匠的田里去干活（如果铁匠有田的话）。这样的例子在当时是真实、普遍的。当商品交换日益频繁、日益具有重要性时，商品的价值（即交换价值）就由社会平均水平来确定。“决定一项产品价值的并不是制成这个产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在当时这个社会的平均生产率条件下制成这项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埃·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章，P56—P57）。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产品价值的两部分在生产中的情况。在生产中，原料、辅料及机器、厂房折旧的使用价值形态改变了，而价值则体现在成品里、在生产前后没有改变，它们并没有创造新价值；而生产劳动，实际上是人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市场中的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恰恰就是产生新价值，人类产品就源于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的消费。
   在这个一般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劳动是一切产品价值的源泉。

三、问题再提出
毫无疑问，在商品的普遍交换中人们力求遵循等价原则。在日常买卖中，人们总是追求“物有所值”“名副其实”，以及追求最优的“性价比”，这些都是人们力求价格与价值相符合的表现。力求等价原则不仅是明显的事实，而且对于正常、持续交换来说，等价原则是必要保证。在一个统一的市场里，倘若商家以12000元价格出售10000元的商品，虽赚了钱，但谁都知道这种买卖是长久不了的。但是大家想想，这样一来，商家又怎么能赚到钱呢？事实上，几千年来，他们总是能赚到钱的。这就又回到了开篇的问题上。
事实上，商人赚钱与企业主赚钱，在来源和意义上是不同的。

四、来源于生产的差额利润
   首先来看企业主如何赚钱（这里说的企业特指从事商品生产的企业）。
   前面已分析，劳动是一切产品价值的源泉；企业所创造的新价值则完全来自于它的劳动者。企业主在花钱购买生产所需的各种要素时，同时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即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家知道，工人要有劳动力能力，就要吃饭、休息、娱乐以及受教育等；劳动力在消费它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却创造了新的价值，这部分价值扣除维持工人正常生活的费用，就得到社会实际新增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什么是剩余价值？如果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维持人类最基本需要的社会必要产品和超出人类最基本需要的社会剩余产品，那么，剩余价值就是社会剩余产品的货币形态。一切企业主所赚的钱都完全来源于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即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和维持其劳动力的费用的差额。假设社会生产企业作为一个总体，那么它是不断产生新的剩余价值（也就是新财富）的，然而这些剩余价值并没有在市场中获得多于它实际水平的货币补偿；而企业中的老板们之所以赚到钱，是由于他占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而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不过，在现实的市场条件下，社会生产企业并非一个总体，而是被私有产权分割为一个个相互竞争的单位，这就使问题多了一个层次。商品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社会平均生产率条件决定的。如果制每双鞋社会平均用5小时，而甲企业工艺技术较差且管理落后，结果每双鞋花了6小时，生产了10万双，总耗费60万小时；同类制鞋企业乙工艺技术较好且管理先进，结果每双鞋只花4小时，也生产了10万双，但只耗费40万小时。然而社会生产平均水平决定制10万双鞋用5×10=50万小时，即社会所承认的10万双鞋的价值。很显然，甲亏了10万小时，乙赚了10万小时。尽管甲亏乙赚，但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甲和乙生产了20万双鞋，他们实际耗费劳动时间是60+40=100万小时，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是5×20=100万小时，也就是说，社会增加了100万小时的新价值。实际上，在新财富的创造中，一部分企业所赚的钱就是另一部分企业所亏的钱，这种差额利润表面上似乎产生在市场竞争中，实际上来源于商品生产过程，并被社会平均生产条件所决定。因此，这种差额利润意味着新增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时间之差所产生的盈亏具有促进技术更新加快生产发展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差别引发的市场竞争使得对一个社会有限的劳动总时间经常地被破坏、扰乱，弱肉强食和价值规律的盲目性客观上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浪费。

五、来源于流通的差额利润
   让我们再来看看从非生产性的商业流通中如何赚钱。
   实际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今天的人类学、社会学和生物学都证明了事物发展并不遵循机械的、直线的和片面的轨道，而是充满了辩证的、不平衡的与跳跃性的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里廉价收购货物，再将货物卖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里，或者利用生产率更高的条件加工货物，从而以高出价值的物价出售，这就是商业的起源。
   事实上，在市场并不统一的情况下，彼地的人并不清楚此地的某一特定物价的行情；尤其是因为此地所生产的产品，在彼地却不生产甚至从未见过。因此，商人能够利用众人的不知情“以低于真正价值的价钱去购买商品，而以高于这一价值的价钱出售”（埃·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三章P73）。显然，这种差额利润是靠欺诈和蒙蔽来获取的。
   因此，在商业产生的早期，商业买卖与劫掠、海盗的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劫掠为业的欧洲诺曼底人在九世纪末直接转变为商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抢劫是正当的，梭伦立法保护海盗；在资本主义刚开始发展的英、法王国，海盗则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并成为资本积累的生力军；古代拉丁美洲的阿芝特克人把商人与征服者职能结合起来，一有可能就强迫别人纳贡交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瓦里加商人盗匪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蹂躏着俄罗斯；在非洲的撒哈拉和上毛里塔尼亚，商人和大力士按一种古老的合约瓜分劫掠得到的财富；在宋朝的中国，汉人以十来斤普通的茶叶换取北方民族的一匹好马，中国的茶叶官卖局从这种交易中牟取暴利，很快有了走私，当北方民族了解到这种情况时，就把马匹价格提高了十倍。另外，向那些发生饥荒与旱灾等天灾的地区高价出售物资尤其能攫取巨额商业利润，例如，中国2003年SARS病毒流行初期，一些商家把一些药物价格人为地抬高，当时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确实，这种商业与趁火打劫没有什么两样。
   而在今天，“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骗当作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实际的生产价格在世界各处出售。于是商业利润就来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了”（埃·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六章P198）。曼德尔写下这些话是在1960年。近五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市场更趋于统一，这种情况更加加强了。
   但是有必要指出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近三十年来开始逐步回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前工人国家，例如前苏联国家、中国大陆、东欧等。这些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又重演了人类商品经济早期的种种欺骗和犯罪，对于经历了这个时代的中国内地同胞们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吧。中国大陆直至今天，仍大量存在这种商业；尤其在资本主义刚回来的俄罗斯国内及中俄边境线上，中国的“倒爷”们还在继续着臭名昭著的欺诈买卖。
   这种产生于商品流通的差额利润并没有增加人类社会总的财富，它只是使财富从一个人的口袋里飞到另一个人的口袋里。从静态观点来看，这种差额利润是没有意义的。但从历史观点来看，它推动了商贸发展，便利了文化传播和生产力发展，同时，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商业获利意味着代表新生产力的有产阶级占有旧的有产阶级的收入，例如十九世纪中叶乘作炮舰来华的英法鸦片商人，起到了部分地把清朝地主阶级的白银转移到西方资产阶级腰包里的作用，客观上推动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价值转移使得一些民族整个地贫困没落化，例如中国因鸦片贸易及鸦片战争而贫困衰弱，再例如十六至二十世纪的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两大洲曾拥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因为西方的掠夺而一蹶不振、长期陷于水深火热中。

（全文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笔记（一）

Tue, 06 Jun 2006 03:48:48 GMT

很有幸，革马的虹草邀请我写一些有可读性和趣味性的文章，刊登到革马三分区。我计划在本周先拿出两篇以上的笔记，先经一些同志的修改，然后再寄送虹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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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进→卖出”的差额利润是从哪里来的？

左畔
2006年6月5日

一、买卖差价从何而来？
   人们不难知道，商人是这样营业的：大量批发进货，再以较进货价高一些的价格出售，从买卖的差价中获利。另外，企业主似乎也是从商品销售收入减去商品成本（原料、机器损耗、工资等）的差价中获利的。
   那么，这些差价从何而来呢？
   有人说，这是钱生钱的艺术，一块钱变成了两块钱。有人说，这个差价产生于商人的智慧。有人说，企业的赢利来自于企业人员的劳动。有人则说，商业利润来源于做买卖的本钱。也许还有人说，差价产生于商人的“劳动”——即商人为买卖而活动的耗费，其中还耗费了体力和精力，或许还有脑力咧（精打细算）。
   让我们来分析这五种说法。前两种不仅没有解释问题，反而把商业营运神秘化了。第三种说法则是对的，但又不能完满，例如它对企业的各种劳动不加分析，再例如它不能解释同样是劳动，为什么有的企业赚钱，有的企业亏钱。第四种说法：本钱无疑是商人赚钱的必要条件，然而本钱不经过流通或生产过程却不能增殖；这种说法实际上回避了“差价来源”这个问题矛头，而且同样不能解释盈亏不一的现象。第五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因为商人活动的耗费——表现为消耗在商业过程中的费用（包括仓储费、运费、店面或摆摊费等）都最终算进卖价里了。在这里，价值没有增加，只是把费用计算到成本里了。再者，把商人活动的体力和精力甚至精打细算都作为产生财富的劳动，那就成笑话了，因为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商人就应该把商品送给那些在购物方面最执著的家庭主妇，而且还要倒贴钱。

二、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那么，这个买卖差价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要回答它，首先应该知道人类一切财富的来源与产生方式。人类已创造的财富种类极其丰富，不胜枚举。通过整理，我们发现人类创造的产品价值无非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原始材料或再包括机器损耗折旧、厂房购置与辅助品等等。另一部分是人的生产劳动，包括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劳动创造。有人认为，参与了新价值创造的还有企业管理和各种服务部门（例如采购、广告策划及销售部门等），实际上这些部门并没有新创造财富，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把实现新增的价值。
   考虑到本文要面对社会各界的读者，这里先得通俗明了地解释两个基本概念：使用价值和价值。日常生活中我们说某样东西“有益”“有用”“有价值”，这就是在说这样东西具有使用价值，例如阳光对人类健康有益，这就是说阳光具有使用价值。人类劳动创造的产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但未必具有价值；这个价值又被称为交换价值，即在普遍的交换中衡量商品价钱的基本因素。根据人类社会史学的已有研究，人们发现，在普遍的商品交换出现之前，社会组织是有意识地按劳动时间来管理经济的，例如一个农夫如要取得一个铁匠生产的斧子，则要么以生产斧子必要的劳动时间对等的粮食数量来交换，要么在铁匠生产斧子的时间里到铁匠的田里去干活（如果铁匠有田的话）。这样的例子在当时是真实、普遍的。当商品交换日益频繁、日益具有重要性时，商品的价值（即交换价值）就由社会平均水平来确定。“决定一项产品价值的并不是制成这个产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在当时这个社会的平均生产率条件下制成这项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埃·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章，P56—P57）。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财富的两部分在生产中的情况。在生产中，原料、辅料及机器、厂房折旧的使用价值形态改变了，而价值则体现在成品里、在生产前后没有改变，它们并没有创造新财富；而生产劳动，实际上是人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市场中的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恰恰就是产生新价值，人类财富就源于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在这个一般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四、来源于生产的差额利润
   首先来看企业主如何赚钱（这里说的企业特指从事商品生产的企业）。
   前面已分析，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企业所创造的新财富则完全来自于它的劳动者。企业主在花钱购买生产所需的各种要素时，同时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即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家知道，工人要有劳动力能力，就要吃饭、休息、娱乐以及受教育等；劳动力在消费它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却创造了新的价值，这部分价值扣除维持工人正常生活的费用，就得到社会实际新增的财富即剩余价值。什么是剩余价值？如果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维持人类最基本需要的社会必要产品和超出人类最基本需要的社会剩余产品，那么，剩余价值就是社会剩余产品的货币形态。一切企业主所赚的钱都完全来源于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即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和维持其劳动力的费用的差额。假设社会生产企业作为一个总体，那么它是不断产生新的剩余价值（也就是新财富）的，然而这些剩余价值并没有在市场中获得多于它实际水平的货币补偿；而企业中的老板们之所以赚到钱，是由于他占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而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不过，在现实的市场条件下，社会生产企业并非一个总体，而是被私有产权分割为一个个相互竞争的单位，这就使问题多了一个层次。商品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社会平均生产率条件决定的。如果制每双鞋社会平均用5小时，而甲企业工艺技术较差且管理落后，结果每双鞋花了6小时，生产了10万双，总耗费60万小时；同类制鞋企业乙工艺技术较好且管理先进，结果每双鞋只花4小时，也生产了10万双，但只耗费40万小时。然而社会生产平均水平决定制10万双鞋用5×10=50万小时，即社会所承认的10万双鞋的价值。很显然，甲亏了10万小时，乙赚了10万小时。尽管甲亏乙赚，但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甲和乙生产了20万双鞋，他们实际耗费劳动时间是60+40=100万小时，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是5×20=100万小时，也就是说，社会增加了100万小时的新价值。实际上，在新财富的创造中，一部分企业所赚的钱就是另一部分企业所亏的钱，这种差额利润表面上似乎产生在市场竞争中，实际上来源于商品生产过程，并被社会平均生产条件所决定。因此，这种差额利润意味着新增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时间之差所产生的盈亏具有促进技术更新加快生产发展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差别引发的市场竞争使得对一个社会有限的劳动总时间经常地被破坏、扰乱，弱肉强食和价值规律的盲目性客观上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浪费。

（全文完）

拉美托派史余思近期阅读计划

Fri, 02 Jun 2006 11:34:05 GMT

2006年6月1日

经过昨天的反复考虑，我放弃了原计划的拉美托派史笔记四、五。
这两个笔记的题目分别是《[拉丁美洲综述] 个人路向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古巴篇] 古巴托派、第四国际与卡斯特罗革命》，都已经拟好提纲和思路。实际上，这两个笔记如果完整地写出来可能会举出拉丁美洲大量实例，前者要告诉人们，个人与党应该是什么关系，后者要告诉人们，对一场社会革命应该注重估计它的客观性质和它所处的国际关系，而不是一味地对某些领导人抱有幻想。
古巴托派最终走向一场悲剧，实际上古巴托派比其他工人国家初期的托派更热情地支持政权（中国托派1952年以前也批判地支持中共政权），乃至于在这个小岛上的托派全被老卡关起来的时候，第四国际的几个派别还都热情地支持卡斯特罗政权，包括国际统一书记处派和国际波萨达斯派，而国际委员会派却得出了极左的结论，认为古巴是波拿巴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权、是国家资本主义，结果在政治上就右倾了。古巴最高领导人中确实有一些人同情托派，但他们不是自己克制住就是失踪，或者干脆神秘地离开，比如真诚的切·格瓦拉，他曾经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错骂了托派，后来居然又公开向托派道歉；又比如老卡自己，他年青时就是一个前托派分子建立的革命组织的成员；还有一个同情托派的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叫什么西什么富恩的，1959年革命没多久就干脆失踪了。实际上，这些与托派的丝丝缕缕都不值得我们去抱有幻想，以为他们会宽容托派，人的真诚与同情心必然要让位于国家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古巴托派最终被一网打尽的原因，也正是切格瓦拉默默地离开古巴的原因。实际上，古巴1959年革命只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动机也是资产阶级的，它之所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托派压力的结果（确实，古巴革命工人党（托）是第一个在公开报纸上呼吁古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而是当时国际阶级斗争的矛盾压力的后果，古巴实行了一场具有反国际资本奴役性质的革命，就必然要倒向苏联阵营，却不能倒向西方阵营，在美国南岸90公里远的小岛国更不能走中间道路——因为东西阵营的对峙的强大压力排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道路选择权。另外，一个具体因素是早在1959年革命刚落下帷幕时，老卡的七二六运动就与古巴的斯大林主义党派合并了，老卡政府不可能没有斯大林主义性质，使得托派与老卡政府一开始就存在紧张关系。这样，清除托派影响，最终与克里姆林宫保持政治一致，就成为必然。

我之所以放弃这两个笔记，就是觉得篇幅太长了（而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对全书的内容提要笔记，除了墨西哥托派史的若干部分），没有太多思想可抒发。我想，做笔记如果只是纯粹做内容提要，还不如只做缩句算了，如果有许多新思想在里面才会精彩。而我现在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还不如省省精力，多看点书，过一段时间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再写出来。
今天终于把欠了一个月的拉美托派史还了。
从今天往后，要抓紧时间看那些新借及新买的没有看过的书。
有以下这些书：
《1968年5月法国革命风暴》
《上海史》（著名中国史学家、法国人白吉尔）
《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
《波兰风雷》（一位长期与波兰打交道的中国老外交官）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曼德尔）
《中国革命的悲剧》（伊罗生）
还要开始看自由派的法学课本了。

拉美托派史笔记（三）[第二稿]

Fri, 02 Jun 2006 11:30:50 GMT

2006年5月29日

[秘鲁篇] 1960年代秘鲁的农运风云人物——第四国际党党员乌戈·布兰科
              ——兼重新思考、浅议历史上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托派的批判者若以为托派一概反对农村游击斗争，那就错了。在1960年代，身为第四国际秘鲁支部党员的乌戈·布兰科领导了秘鲁南部的农民武装斗争，并因此被捕，引起了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广泛社会关注。布兰科也许是第一个、但却肯定不是唯一亲自参与甚至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托派分子，以后，一些托派组织（例如波萨达斯派）还大力支持过危地马拉游击队，由于"得罪"了卡斯特罗派的势力范围，而被老卡训斥，这一训斥倒好，全世界的舆论都沸沸扬扬了。以后，"游击中心主义"的革命理论家德布雷以及切格瓦拉等人都与托派分子有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当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如火如荼地组织游击队时，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玻利维亚支部还为之热情讴歌。就在前几年，菲律宾左翼运动中还分出了一个革命工人党，而它的主要力量是一支上千人的乡村游击队，它还谋求加入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托派政党——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另外，当今墨西哥最大的且享有盛名的游击队"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领袖马科斯，据某些网友说也是个托派分子，但尚且无从考证。
    再来看看中国，对于历史上的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游击队、红军，中国托派曾大加抨击，并断言中共这样的斗争方式不会取胜。当中共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胜利时，中国那几百个托派分子大吃一惊。在1952年12月21日斯大林73岁大寿之际，老毛将中国内地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作为献给这位国际共产党皇帝的宫廷贡品。然而那些流亡海外的老托派没有沮丧，而是静静地反思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原先判断。中国托派的反思留待后述。
    先来看看这第一个轰动世界的托派领导的秘鲁农民运动的有趣例子，当然先得简单回顾秘鲁政治与托派在1960年代前的部分简况。

    罗·杰·亚历山大写道："各种共产主义者在秘鲁左翼队伍内始终占少数，而在这个马列主义左翼的部分中，秘鲁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又是少数"（P222）。经济的落后性与受奴役的状况赋予社会政治以保守的特点，同时也使现代的阶级矛盾（即现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长期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前，秘鲁基本上以矿产品出口创汇为主要经济来源。这使得在秘鲁的阶级斗争史中，长期占有主要地位的是农民与大地产者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工人与老板的斗争。秘鲁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不得不服从于这种传统意义的阶级斗争。因而即使是秘鲁共产党，也在政坛上微不足道。最大的政治力量乃是创始于1930年代的秘鲁人民党（主张政治民主、民族经济发展和多阶级合作），它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积极工人和地位低下的中等阶层分子。正是由于这特殊的一点，从而使秘鲁农民运动版本的托派第四国际分子应运而生。让我们来简单看看第四国际秘鲁党的发展。
    托洛茨基主义直到二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才在秘鲁生下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孱弱的。先天不足以至体质虚弱，终于导致托派对组织前途的意见分歧，这个分歧与当时第四国际围绕"新打入主义"等问题的分裂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打入主义是当时的第四国际总书记米歇尔·帕布洛当时提出的，他主张"长期地"打入，并把打入对象扩大到共产党。在1956年尤其是得到人民党支持的普拉多上台后，秘鲁托派一分为二。以22岁的弗里亚斯为首的秘鲁革工党分子站到了帕布洛领导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一边，主张长期地打入秘鲁人民党；而以早期托派分子弗·塞瓦略斯等人为首的秘鲁革工党分子则继续独立活动，它隶属于国际委员会派系。
    打入人民党的托派派系，其理论政治方面，在1960年代初倒向了波萨达斯派系。它的表现这里略谈。只谈反对帕布洛的革工党派系，因为乌戈·布兰科产生于这个派系。
    塞瓦略斯派革工党在1957年3月底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之后与智利、阿根廷的反帕布洛的托派组织联合成立"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拉美书记处"（SLATO）。它在1950年代后期成功地发展了一些托派工人，同时致力于联合秘鲁托派，经过各个派别的踌躇和磨合，终于在1961年12月建立了革命左派阵线（FIR），同时从1960年代前期起又领导起了秘鲁南部的农民运动。FIR最终在1963年随国际委员会派的多数派并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乌戈·布兰科生于秘鲁南部的库斯科省，国立科学高中毕业，青年时代博览群书，后来赴阿根廷就读于拉普拉塔大学农学系，同时参与了那里的托派。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第四国际分子纳胡埃尔·莫雷诺（真名：乌戈·布雷萨诺）是该大学的教师，同时是阿根廷托派《工人之声》派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派在1963年前是国际委员会派，而后成为统一书记处阿根廷支部）。布兰科1956年回国以后就在利马参加了秘鲁革命工人党的塞瓦略斯派，而且相当活跃，大约在1958年年中他回到了故乡库斯科，试图发展工会和党组织，因此于1959年年中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与一位犯人（拉孔本雄山谷的一名佃农）成了好友。他俩出狱后就在拉孔本雄山谷共同发展农会。他的革命实干主义使他不屑于同阻拦他的秘鲁共产党人争吵，而是集中精力去抓农民组织工作，大概正由于此，布兰科在农会组织工作中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乔皮马约种植园农会的主要人物，并组织了一个革命工人学校，致力于推动土地革命斗争。
    1962年，有着强烈自信的托派党员布兰科自荐为拉孔本雄与拉雷斯地方农民联合会总书记候选人，结果他得到农民群众支持而当选，但是老的农民领袖拒不承认他，二十个农会的代表自行退出并挑选了自己的干部，因此农民联合会分裂为两个对立组织。
    据《秘鲁拉孔本雄农民运动》的作者韦斯利·W·克雷格认为，秘鲁托派分子的土地革命纲领要比老一代农运领袖强硬得多，这不但表现在布兰科及其托派战友大力支持以游击战发动武装起义，而且自1960年起，托派领导的农运就明确地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目标，体现在"无土地，毋宁死！"这个口号中。
    当布兰科还是这个农民联合会的土改部长时，他就提出了一项彻底的土地革命文件，并在拉孔本雄山谷广泛散发（全文抄录如下）：
（1）每个农会的全体代表会议应从会员中任命一个土地改革委员会。
（2）佃户和转租佃农将自动成为他们耕作土地的业主。
（3）未开垦土地将分成小块进行分配，首先分给最贫苦的农民。
（4）已经为地主下种的土地，如地主行为合乎人道，可仍归地主所有。否则，那些土地，如有可能加上已由农会在集体控制的庄园房屋及设施，均作学校、商店、灌溉等用途。
（5）不容许受雇于地主的机构来插手，因为充分了解农业实际情况的人是农民自己。
（P241）
    布兰科的土地革命政策，激起了大地产者的激烈反对乃至动起屠刀，"这场深入土改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负责人都被拘捕了。其他人在斗争中身亡"（乌戈·布兰科语。《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9月29日）
    武装问题在土地革命一开始时就成为同样重要的问题。1960年11月，秘鲁革命工人党在阿雷基帕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决定通过游击战来进行革命起义。1961年4月，在秘鲁革工党要求下，SLATO在阿根廷首都举行了一次会议，据报导，会议代表来自智利、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但亚历山大指出委内瑞拉当时并不存在托派组织），会议批准了起义道路——农村游击战，并答应提供800至900万阿根廷比索（约合13.1万美元），同时SLATO派遣N.莫雷诺、佩雷拉和马托雷尔1961年后期把这笔款子带到秘鲁。然而当莫雷诺交款时，只有50万秘鲁索尔居然削减了大约80%，更甚的是他没有兑现关于1962年3月付清的诺言。以布兰科为首的革工党库斯科省领导人火了，他们要求党立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筹足资金，限利马的全国领导在48小时内同意这一点。阿根廷人莫雷诺却坚持把布兰科及其战友的领导职务撤消，此事照办了，这显然是莫雷诺的一个政治错误。布兰科以一名基层托派党员的身份和他的同志们却在1962年的拉孔本雄山谷毅然发起了后来闻名于世的革命起义，其后岁月里，布兰科被国际托派的各个支部视为革命英雄。
    在1962年里，第四国际分子在秘鲁南部领导起了旨在坚决推进土地革命的广泛的游击斗争。布兰科及其战友的游击队抢夺警察的武器，并到处试图组织农民武装委员会，与警察战斗。布兰科及其战友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对秘鲁当局造成的巨大恐慌，可从他1963年5月被捕后的几年中看出。秘鲁政府在阶级斗争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先是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半封建义务，然后使农民得到了小块土地的所有权，这些措施大大削减了托派在拉孔本雄山谷和库斯科地区的农民中的激进影响。"当一批游击队员（同托派无关）设法在1965年到拉孔本雄山谷建立基地时，他们得到极少支持或得不到支持"（韦斯利·W·克雷格：《秘鲁拉孔本雄农民运动》，P92）（P242）。
    就布兰科及其战友领导的游击战，第四国际秘鲁支部（FIR）开始形成了关于农村武装斗争的革命思想。
    首先是作为当时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派系的拉美组织SLATO重要人物之一、阿根廷托派分子N.莫雷诺，当他1961年后期到达秘鲁后，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游击策略的思想，与1960年11月在游击战略上一致团结的秘鲁革工党产生了分歧。他在其《拉丁美洲的革命》中指出，把游击战作为党的唯一战略是"十分错误的"，他认真地区分了革命起义与游击战这两个概念，并特别强调了党，因为当时风行拉美的游击战略思想普遍忽视党的作用。"开始时，乌戈·布兰科似乎支持游击战的思想。但是，正如他在拉孔本雄山谷所表明的那样，最后他被引导到支持纳胡埃尔·莫雷诺提出的战略"（P237）。
    应该说，FIR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主要是基于布兰科及其同伴们于1958年至1962年间在拉孔本雄山谷取得的经验"（P244）。托派的秘鲁革命出版社于1964年7月在秘鲁利马出版了小册子《我们的革命道路》，显然是乌戈·布兰科的观点，也显然代表着整个FIR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归纳列举如下：
1、强调农民在秘鲁革命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农会的政权性质，事实上农会被认为是新社会的核心、可与苏维埃相提并论，认为应以农会为中心组织起武装、政治统治、法治以及耕作、消费及信贷合作社等、工程建设、学校教育、保健福利等经济的与社会的功能。各地农会和各地区农民联合会应组成一个全国性农会，使之能够与全国资产阶级政权相抗衡，形成"双重政权"形势。
2、强调党，认为秘鲁托派农民运动的主要教训是缺乏"一个扎根于全国群众的党的支持"，认为光有民众支持还不行，应该建立起与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党。因此，FIR批判了当时风行拉美的"游击中心论"，并认为这种论断对各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布兰科则直接指出"卡斯特罗主义的同志们……用游击队取代党，……他们对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批判却导致他们抛弃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根本方面……却过高估计并美化了单枪匹马的英勇行为"（布兰科1969年初回答对雷吉斯·德布雷的《革命中的革命？》的看法。《洲际新闻》，纽约，1969年3月3日）（P246）。
3、坚持对农民的传统马列主义看法。即认为"今天，秘鲁的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力量，但是从长远来说，一旦他们取得土地以后，就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了。长远来说，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保证"，既然他们这样看，但又为何要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布兰科答道："我们的工作集中在农村，只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使我们不能全国规模地展开斗争，不能除农村以外还在工厂开展斗争"（来源同上）。

    上述可以算是我对FIR与布兰科的一个历史笔记。
    如果说我对秘鲁革工党的实践有什么异议，那就是说，革工党搞的农村武装斗争规模太小了，如果多发动几个布兰科，多发动几个革命实干主义者到秘鲁全国的东西南北去搞运动，就不至于使革工党农村力量在布兰科被捕后就基本沉默了。

（2）

    说句诚实的话，第四国际的“秘鲁主义”也一定会被1936年陕北延安的红军战士所赞同。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体化的理论早30多年前就在中国的朱毛领导的土地革命与农村武装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比托派FIR的理论更为完备和系统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战士在长达22年的农村武装斗争中总结出大量经验，并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土地革命的激进平均主义对红军和党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压力，而那些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于五四时期的革命先驱者，以及被十月革命理想所吸引的投奔延安的青年，成为党的干部的主要构成。正是这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重要因素辩证地结合起来，在长达22年的历史中保持并且加强了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性质。
   我前面已说过，实际上从1949年后开始，中国托派就开始反思他们从前的立场，但这个反思是局部地发生的，并且直到1970年代初期才完整地表述出来。在1970年之前，以彭述之为首的一些人占据着中国托派话语权的垄断地位，他坚持认为以毛为代表的中国革命道路是错的云云。彭的理论，我感觉不值一提。王凡西的反思，确实有一些价值，然而我以为其中的思想养分并不够满足今天新一代左翼分子对历史所能提供的经验教训的渴求。
    王凡西在他的A.《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和B.《必须从中国T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向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第十次世界大会提出的一个讨论大纲）》浩荡长文中，所提供的几点重要反思是：
1、中共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倾向，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政党，这是中共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
2、对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党来说，在坚持城市工人工作第一的前提下，从事农民武装斗争，也是可以的。不过，中共的农民武装斗争存在“一个最大的政策错误”：“他们长期间排斥了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民主斗争”。正由于此，“他们长期间陷于无中心政治口号因而是盲动瞎斗的困境中，陷于深深的「孤独中」（毛泽东语），遭受了一连串严重的挫败，甚至在一个时期陷于频于消灭的险境；等到后来，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决心改变政策，决心采用国民会议口号的时候，则又跌进了另一个极其错误的十足投降的泥淖中（接受国民党领导，信仰三民主义，倡议联合政府等），也几乎弄到被消灭的地步。幸而他们紧抓「枪杆子」不放，又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当然再配合其它的「特殊条件」），才算把命运扭转”（王凡西A文）。
3、工人政党的性质能够在如下条件中得以保持：（1）有一个革命纲领；（2）切实进行革命活动（如土地革命）；（3）具有相当相当长远的革命传统；（4）在国际上与别国的工人革命党保持着兄弟般的联系；（5）在组织路线上始终注意阶级差别，而且充分准备一有可能便大量吸收优秀工人入党。至于党的工作地区是城市还是乡村、争取对象是工人还是农民，“其阶级性质仍可在相当时间内保持不变的”（王凡西B文第9点）。

（3）

   我想在王凡西的反思与我的现有认识上提出几个问题兼我的粗浅想法：
1、实际上，1927年开始的毛式的中国革命，一开始就种下了官僚特权的种子，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军队的指令化、下级对上级的严格服从等特点，使得权力从一开始就趋向不受监督。虽然延安时代官兵普遍艰苦朴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亲自动手自力更生，但是仍有资料表明当时中共有一些高级领导人大兴排场祝寿，这难道是偶然的或纯粹个人作风问题吗？官僚特权的滋长自然有斯大林派共产党国际的榜样与纵容作用，但是农民革命战争本身的特点也值得深思。确实如一些同志所想的，党内确实需要一个革命工人的民主派，他们可能在城市中，在战争策略上不应干涉农村的党组织，但是应在战略和组织上占据统治地位，在组织上着重监督党内干部，着重点在于保证党内民主与严格监督官僚权力。
2、从朱毛以及其他中共同志在1927、1928年开始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村开始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开始，一直到1949年，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土地革命与农民武装斗争基础上的中共是否真的具有工人阶级性质？我严重怀疑王凡西对一个工人政党保持其性质的那五个条件，理由是，在1949年至1950年代初期，中共这个“保持了阶级性质的工人政党”却没有建立一个真正使工人不但掌握经济权力而且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权，而是照着苏联的模本复制了一个工人官僚统治模式。我不能理解这一点。
中共1949年胜利之内因应该从世界格局这个整体中去寻求，而不是从中共自身属性的角度去寻求。我严重怀疑自1927年从土地革命中获得力量并把绝大部分力量用以从事农村武装斗争的那个割据力量就是工人政党，尤其是1930年代中期后（城市组织几乎崩溃、朱毛周等农村力量代表开始处于权力核心时），可以说从那时开始的那个中共就已经不是工人政党了。但是我又不以为它是个农民党。我有个大胆的猜想：不能从阶级属性去分析这个党。我认为这个党既非工党，亦非农党，而是被一个工农官僚党，其领导者是一个工农官僚，党的政治基础是工农群众运动尤以农民运动为主。一个党的属性并不能向过去索要答案，只能从今天之现实（尤其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现实政治运动的现实）得以解释。一个没有工人斗争内容、不从工人革命斗争方面获得重要力量的党决不可能是一个工人政党。
别忘了，1960年代开始从事激进土地革命的秘鲁革工党的总部是在秘鲁最大的城市首都利马，而不是在拉孔本雄山谷。

我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并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乃在于两个因素：
其一，土地革命是中共得以前进并且不得不前进的根本动力。正是托洛茨基指出，中国农村大有产者与城市资产阶级、国外资产阶级的融合，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无法完成民主革命（即土地革命），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身上，大革命时代的土地革命干部带着他们的丰富经验最终加入了以朱毛为代表的农村革命力量。
其二，十月革命理想和苏联工人国家巨大成就为中共胜利提供重大引力，以及国际阶级斗争的矛盾极大地推动了中共的斗争。十月革命理想和苏联成就从两个方面产生引力：一方面，中共的许多核心干部的理想之最终奠基源于十月革命；另一方面，1917年十月革命及苏联工人国家自1930年代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深吸引了全世界亿万工农群众，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十月革命”这一条正统轴线使中共获得中国共产主义正统代表的合法性依据，这就对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产生了巨大引力。另外，国际阶级斗争——苏联及其国际共产党派系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乃是1917年以来的世界角力状况，世界上任何一个重要政治力量都没有在这个角力之外。从属于苏联及其国际共产党派系的中国共产党就能置之度外吗？现代早已有史料证明，在抗日末期的1945年8月，中共曾发起了总进攻，试图赶在国民党之前占领大城市，但苏联当时不同意，结果中共只好收回臣命。但原来的总攻命令已成公开的事实，该怎么解释？中共尴尬得很。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中共主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倒是写得堂而皇之，把朱德的总攻令说成是针对日本的，根本说不通嘛，在世界战场上的日本又不是你中共一家说总攻就打败了的，1945年初的雅尔塔协定不早就命定了日本的败局了吗？稍微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都会发现这个疑点。实际上，当时中共总攻是针对国民党的，是要准备建立中共的全国政权，至于这个全国政权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权，即使从当时的材料来看仍是不明确的，只能说这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然而，在朱德发出总攻令时，苏联显然不同意。这个例子最好地说明了，中共的胜利权在国际阶级斗争中，不能脱离之外。再有，为什么中共还是在1946年7月与国民党发生决战了呢？按某些迂腐的人的事后说法是国军先进行挑衅，实际上还是老毛本人说得最明白了：我们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苏联人是不同意的，我们是在违背苏联意愿的情况下作战的。那是不是说中共是完全从它自己的因素来考虑的呢？不是。实际上，从1945年末开始，苏联盘踞中国东北，造成了一个斯大林式的工人官僚政权，并实行苏式的工人国家经济制度，苏联与中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就使中共获得了反国民党的有利据点——东北，实际上苏联当时也默认了中共军队进驻东北，根本不是苏联领导集团的意志、而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本身——刺激了中共并使中共获得对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支点。这样，中共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中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又被农村里的土地革命这个动力推着走，这就使中共从1946年开始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决战，这就是中共胜利的原因。

（全文完）

拉美托派史笔记（二）

Fri, 02 Jun 2006 11:28:26 GMT

2006年5月24日

[拉丁美洲综述]资产阶级的红外衣与拉丁美洲左派的空想症

历史上，拉丁美洲是一个受尽掠夺、压榨和凌辱的大陆，它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在20世纪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距和阶级分化都十分严重，而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民众起义构成了拉丁美洲最显著的政治特点，正是这些政治、经济状况，赋予这个大陆的阶级斗争以"拉丁美洲特色"。
十月革命及苏联工人国家带给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是比较彻底而且巨大的，尽管工人国家的脑髓体被官僚机构的毒瘤侵占着，但是饥饿寒冷比政治上的压抑更使人痛苦，拉丁美洲人民深深地理解这一点，也正由于此，各类红色辞藻具有诱人性，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的最精明部分总是穿上红色外衣，有的外衣红得夸张，然而那外衣不管颜色多么红，它总是合乎资本主义的尺寸规格。在那些穿红衣的老板代理人上台前，工农群众往往会被这些美丽的红色所吸引，但是当他们上台以至原形毕露后，工农群众往往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改变对政权的态度。工农总是现实主义者，而政治分子（包括左派在内）却往往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着自己的政治信条，然而也正由于此他们往往自觉地成为自己观点的奴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然而拉丁美洲也许是最突出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非常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分析特别是对拉丁美洲阶级斗争的分析，尤其因为今天拉丁美洲的革命因素正在迅速发展，这就更需要总结历史来冷静地看待这一切，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鼓鼓掌、叫叫好。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的智利。
1932年6月4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出现了以马马杜克·格罗维上校为领导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新政府委员会宣言书写道："生产阶级的无产者和全体国民内都收到一种容许剥削劳工、容许无节制的投机，容许气人的特权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之苦。富豪统治和寡头统治所造成的经济越来越紊乱以及外国利益集团日益绝对的控制，政府的渎职和缺乏效能"。新政府委员会在其"三十点声明"里宣布：对富人增加课税，没收一切黄金和外币储备，让失业者在国有土地和未使用的私有土地上进行垦殖，制止房东赶走房客，由国家开发金矿，建立硝酸盐、石油、磷、烟草、酒精和糖的国营公司，建立政府对外贸的垄断，改善和扩大公共教育，以及建立公共卫生部。
当时智利共产党已经分成两个党，一党是正统的拉斐尔特派共产党，它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智利支部，另一党是左翼反对党——伊达尔戈派共产党。智利的情况有点独特，其左翼反对派首先不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而首先是智共党内异议分子自觉斗争的结果。从1920年代早期以来，拉斐尔特和伊达尔戈就是党内的两个实力派人物。苏联领导层的官僚化始于1920年代早期，很快就传染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史料证明，1927年以前，智共内部就有对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的官僚独断作风的异议。1927至1931年，伊巴涅斯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的顽强存在形成尖锐冲突，同时间，智共内部酝酿着一场反对官僚领导的决斗。1931年伊巴涅斯倒台后不久，在智共的全国大会上，爆发了严重冲突，以伊达尔戈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果断地与领导层决裂，以智利共产党的名义向全党呼吁，并发起了声势强大的重建组织运动。
此后就在智利出现了两个共产党。左翼反对党的核心人物曼努埃尔·伊达尔戈曾是工人、工会组织员，而后是律师、国会议员，1931年9月他参加总统大选，当时美国的政治观察家曾认为伊达尔戈有胜出的可能。在大选中，激进的反对派共产党引起了资产阶级当局的恐惧，遭到了警察的打压。在当时的智利，共产国际撑腰的拉派共产党反倒不如伊派共产党，后者是最强势的左翼力量。从分裂开始，两党的斗争就十分厉害。源于党内自觉斗争的智利左翼反对派，经过慎重考虑，直到1933年初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才宣布隶属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左翼反对派。
在对待1932年6月4日建立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上，两党是截然不同的。6月5日共产国际曾派了一个代表专门会晤了智利的两派共产党，那位代表建议伊派承认拉派的共产党领导地位并向拉派承认错误，伊派拒绝了。当时，拉派共产党公开宣布反对格罗维政权，这很可能受到了当时斯大林的"第三时期论"的影响。"第三时期论"认为资本主义末日快到了，所以那些改良主义派别也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必须反对它们。这种理论忽视了改良主义派别所具有的无产阶级群众基础，因而起到了从政治上分裂工人阶级反而利敌的作用。与拉派不同，伊派采取了一种颇为细腻的态度。伊派共产党对格罗维政权予以“有保留的支持，说它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好的”，而且必须要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才能贯彻政府提出的想法（P139）；伊党提出七点纲领，主要一点是：武装无产阶级。伊派共产党最终退出了拉派控制的“工农兵和水手革命委员会”，而与埃·多明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组织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全国各地都拥有支部，革社盟宣布“暂时支持格罗维政权，但继续要求武装本国工人”（罗·杰·亚历山大1947年3月17日于智利圣地亚哥同奥斯卡·韦斯的谈话。韦斯1932年时是伊党分子）（P139）。拉丁美洲的政权更迭让人眼花缭乱。六四政变后十二天，卡·达维拉就代替了格罗维，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为此，伊派共产党领导革社盟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总罢工，铁路几乎完全堵塞，许多建筑工人、工厂职员、出租车、电车、公车司机、面包工人和其他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但是罢工失败了（缺乏史料！），而这个失败原因正是值得好好总结的。因为根据材料，当时伊派共产党影响着相当部分的智利工人，而且这个党的斗争水平是比较成熟的，而又提出了武装工人的纲领，但是没有进一步材料表明罢工的那几天的工人斗争与各党派活动情况。可以说1932年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得厉害）却并没有完全冲昏左派的头脑。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经验。然而六月罢工的失败也许正包含着重大的教训，在没有得到进一步材料之前，这个悬疑让人匪夷所思。
第二个例子颇为著名，即拉丁美洲的庇隆主义，它出现于1940年代，曾引起整个第四国际的大讨论。庇隆主义是一种穿着诱人的民族主义与激进改良主义的外衣的思想与政治力量。对于深受美帝国主义与欧洲帝国主义入侵的拉丁美洲来说，捍卫民族主权历来是革命的象征，也常常与社会主义词汇、左派力量混杂在一起。阿根廷的庇隆在拉美大陆上的许多国家政坛里都有其面孔。
1943年6月4日，阿根廷“联合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拉·卡斯蒂略总统的政权。7月7日由原政府陆军部长拉米雷斯将军任临时总统。1944年初，拉米雷斯在以庇隆为首的“上校集团”的压力下宣布辞职。不久由法雷耳将军继任总统，庇隆任陆军部长。1944年7月，庇隆任副总统。1946年2月选举中，庇隆获胜，旋即出任阿根廷总统。这过程中有个细节让人想起今天委内瑞拉的查韦斯。1945年10月9日，以爱·阿瓦洛斯将军为首的反对派军人在阿根廷发动政变，把庇隆关押在一个岛上。10月17日，庇隆的拥护者则以总罢工胁迫总统法雷耳召回庇隆，让他来平息总罢工。2002年4月中旬，得到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军人在委内瑞拉发动政变，把查韦斯总统关押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不久后在拥查派群众的呼声下，特别是在拥查的伞兵部队直接介入下，查韦斯重返政坛。查韦斯和庇隆一样，得到相当部分群众的支持并且有着军官背景，而且一样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过庇隆主义和查韦斯的激进改良的区别还需进一步考察；庇隆主义主要是一种民族主义，强调民族阶级合作而与帝国主义对抗。
亲庇隆主义的阿根廷左派（包括托派）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党应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例如这样的表述：“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将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一起打击帝国主义，而绝不会和民族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托派《十月》第3期，“V.G.”一文，尼塞托·安德烈，援引该文第13页）（P84）。
阿根廷左派中也不乏反对庇隆主义者，最早反对庇隆主义立场的人是马特奥·福萨，他是同托派有联系的主要工会工作者之一。他主动于1946年11月1日开始出版刊物《战斗报》，头期就抨击庇隆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形式的资产阶级或国家”。该报很快聚合起一群反对庇隆政府的左翼分子，组成了以著名的托派分子N.莫雷诺为首的革命工人党。1954年，阿根廷革命工人党解散，大部分集体加入亲庇隆的民族革命社会党（PSRN），很快这些前托派分子对PSRN首都省份联合委员会的控制以及出版托派色彩的刊物《真理》表明了这种集体加入是一种打入主义。但是没有资料证明，这些前革工分子真的认清庇隆主义的实质，这些PSRN内的前托派分子反而在1956年后期与一些庇隆主义者组成了劳工组织运动（MAO）。在1953年国际大分裂时，MAO与反帕布洛的国际委员会有联系，1963年时，MAO成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阿根廷支部。在阿根廷庇隆问题上，第四国际表现出一种比较健康的介入：第四国际的不同派别都批判了庇隆主义，第一次大分裂产生的沙赫特曼派在1948年1月号的《新国际》上指出庇隆分子“把现代帝国主义的现象和关系与封建主义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把极权主义的波拿巴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混为一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寻求和发现世界各地同样现象的一种科学的国际学说——变成一种本国‘大杂烩’。他们把庇隆的反动宣称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他在帝国主义间争夺面包屑的斗争宣称为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反帝斗争”。1954年另一部分拒绝加入PSRN的托派分子则继续公开反对庇隆主义，并成为波萨达斯国际的阿根廷派系。
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迷惑了许多左翼，而左翼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统治的捍卫者，这瓦解了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如果说阿根廷的庇隆政权只受到了很少数的左翼分子的明确批判，则玻利维亚的庇隆政权则受到了拥有强大实力的革命左翼的暧昧支持（至少在实际结果来深看是暧昧的）。1952年四月革命上台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就是玻利维亚版本的庇隆主义。这在我的“拉美托派史笔记一”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这里只说，民革运不但是庇隆式的民族主义政权，而且实行激进的社会改良，包括较彻底的土地革命。在这方面，民革运政府更像今天的查韦斯政府。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工人党实际上是批判地支持这个政府的，也经常与这个政府发生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没有使革工党直接深入群众去动员工人、准备革命起义，而是仅限于上层的斗争，这种方法及客观效果都没有超出孟什维克主义的范围。结果当革命工人党在COB的上层会议里败给各类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舰队时，工农也陆续离开了革工党，使革工党最终沦为1960年代玻利维亚政治边缘的边角线。
第三个例子：1970年代初期的玻利维亚托雷斯政权，遗憾的是，这段历史也缺乏资料（这又表明需要进一步翻阅资料）。1970年11月至1971年8月，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掌权，资产阶级工运的左翼胡安·莱钦、一些工人组织和各激进党组成了“人民会议”，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吉莫尔列·洛拉派系）也进入这个组织并视之为“苏维埃雏形组织”，洛拉派革工党分子表示对托雷斯政权做“批判性的支持”，并要求政府武装工人，以使工人自卫、反对那些企图颠覆托雷斯政权的人（注意，他们是要求政府武装工人！）。固然，洛拉派革工党既然把武装工人的任务推卸给资产阶级政权，那么这个任务自然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了，老板及其代理人们总不会武装他们的奴隶吧？！1971年8月，托雷斯被乌戈·班塞达上校推翻，后者得到民革运和社会主义长枪党的支持。洛拉派革工党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与希利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派联系（这一派与统一书记处对立，持苏联国家资本主义说），洛拉派1970年代初对托雷斯政权的态度就在1971年晚些时候引起了国际委员会派的重大分裂，洛党的反对者严厉批判它没有武装工人和沦为托雷斯的受骗者。这一段材料或许可以从当时的论战中反映出来，我期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能够上传这部分论战材料，这是有一些价值的。实际上当时隶属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的冈萨雷斯派革工党似乎也不得力。当托雷斯将军取代奥凡多将军上台时，冈派革工党发表了一份党内主要领袖签署的声明，指出这种取代只是资产阶级在军方框架内解决、缓和自身危机的表现，革工党特别强调了要把上层倾向与“群众中发生的生动的进程”区别开来。据冈同志本人说，在奥凡多政权期间，冈党主要采取了反政府武装斗争方面，而在托雷斯政权期间（所有激进左翼党获得了合法地位），冈党则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工农与大学生群众方面，并列举了在大学和拉巴斯等若干城市的一些成就（据统一书记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联盟”机关刊物《赤色》1971年6月14日的采访记录）（P217）。当时冈党也参与了玻利维亚的“全国苏维埃”——“人民议会”，并声称人民议会里的冈派革工党应当是“讨论国家问题、解决国家问题和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把权力留给群众组织（工会、民兵或人民军队）的一个机构”。冈党似乎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但是人民议会最终随着托雷斯的倾覆而被推翻，冈党起了什么作用和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进一步取材和思考的。
第四个例子就是1970年9月至1973年9月的智利阿连德政权。
关于这段重大历史，罗·杰·亚历山大倒涉及不多，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是亚历山大截稿于1972年9月，还不好做综述。但李星写的《智利革命的前因后果》（2001年）则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段历史，而且参考了几本书。他这篇文章我稍后再转载出来，请读者留意。在这里我只根据我这篇笔记的题目指出这个“社会主义人民政府”矛盾的事实，以及做一个重新解读。（下段引文基本根据李星的取材）
智利社会党在执政前具有革命的纲领，它的党纲如是写道“现存的国家机器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消灭现存制度的过程只有建立起有组织工人对社会的专政以后，才能完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以和平过渡方式解决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家的统治一日不倒，对工人组织的镇压和人民大众的赤贫就一日不会改变”。1958年4月社会党机关报指出：“我国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坚决认为，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意志来完成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只有一切被剥削者，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能够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重任。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本任务不单单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良，而是勇敢迈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毫无疑问，民主改良的主要目标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才有机会落实”。
社会党人阿连德的竞选纲领开篇就声称：“清除帝国主义的统治，打击垄断买办资本和大农庄寡头势力，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第一批措施应是“外资控制的命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没有大农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充分就业；尽快缓解住房，教育，卫生保健领域的尖锐危机；把评论工资提高到与生活指数相对应的水平；把全国经济划为三个部分：国有，私有，公私合营；保护，帮助中小企业发展”。1970年9月4日，下有工农群众选票支持，上有斯大林派的智共与一些爱国主义组织的支持，阿连德上台了，组建了“人民政府”。这也许是二次大战后仅次于1952玻利维亚革命、1961古巴革命之后的拉丁美洲工农与左翼的第三件大事。
上台之后，阿连德政权陆续实行了一系列激进改良：1971年7月美资铜矿无偿国有化；1971年底已建立起雇员20万的关键工业的国有化；两年内分了500万公顷的地给无地农；廉价住房建设突飞猛进；最大的工业中心（圣地亚哥）消灭了失业；工人工资有一定上涨。
就在这个过程中，工农与资产阶级都表明了各自的态度。
在农村，农村的无产者与半无产者掀起了暴风雨般的夺地运动，并很快具有暴力的性质。在城市，工人以广泛的义务劳动与节约运动表明自己的热情，1971年初，工人配合阿连德政权搞的“生产委员会”运动，结果遭到中小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是，1972年5月4日福特公司的智利资本以歇业抵制政府政策，次日工人占领全厂，迫使阿连德政府宣布该厂国有化，可是三个月后阿连德的“人民政府”却把工人的胜利果实出卖给意大利的资本家。
资产阶级以冷酷无情的铁血政策对付工农运动：寡头在农村组织起2000多人的暗杀队对付土改分子；大农庄主把世代积累的财富外运出去；有产者继续占据着媒体舆论。对于工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阿连德向议会提交了“非法抢地，侵占企业人员惩罚条例”（1972年2月5日）；智利共产党则呼吁“不能排除以行政措施打击破坏稳定的极左分子之可能”（1972年3月18日智共机关报），并且把“农业生产领域混乱”和“无根据地过快上调工资”作为经济出现困难的四点原因中的两点（1972年8月24日智共的卡尔瓦兰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很显然，社会党的阿连德上台后就屈服于有产阶级了，连带着许多左翼分子例如智利共产党人也充当了有产阶级的左翼保护者。然而，左翼并没有完全昏头。工农运动只要存在，总会在其政治层面上表现出来。代表智利工农运动的政治力量是左派革命运动（MIP）。罗·杰·亚历山大的书中提到了MIP，把他的材料与李星的材料综合起来看：MIP是一个成分十分复杂的激进左翼集团。MIP成立于1964年，由四部分人组成：（1）革命工人党，它在五十年代隶属于反对帕布洛领导的国际委员会派，六十年代并入正统的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2）共产党内部分出的左翼反对派；（3）一个由托派、共党、社会党背景的组织；（4）前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克·布莱斯特的追随者。MIP内部还有格瓦拉分子和毛派分子。罗·杰·亚历山大证实了MIP的内部混乱：“革命左派运动对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人民团结政府采取一种暧昧态度，该政府是在1970年9月总统选举后当政的。有一个成员组织支持新政权，它的几名成员是阿连德组织的新的总统卫队的队员；另一个成员组织对新政权持敌对态度。与此同时，托派组织在该组织内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P154）。据李星的分析和总结，MIP是最彻底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右派军人的左翼力量，智利的1973年9·11政变发生后，“90%的MIP成员或死或囚”。而且MIP也提出了要求解散议会、建立工学农兵代表大会，工人监督与武装农运等符合群众意愿的纲领。但是，MIP缺乏具体的行动纲领——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协调革命进程的发展。智利的MIP的问题似乎在于政治与组织上的弱小——包括缺乏群众信任以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广泛、深入联系群众的）组织网络。正如上述所分析的：MIP有复杂的政治思想派系，在组织上似乎也比较混乱。智利阿连德的失败，证明了议会道路、寄希望于上层政治转变的幻灭，智利左翼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右派军人上台后，上万名左翼分子、革命的工农和学生被捕，有产者连共产党、社会党这类戴着左翼面具的老板帮手也不能容忍，这两个党的领导人纷纷逃到海外——从智利左翼运动的万丈低谷深渊中仿佛传来美妙空想被击碎的回音；阿连德执政的三年的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史恰恰表明了要使工农运动的存在——工农运动的存在逻辑就是要向夺地、占厂、翻身做主人等等这些方面转变——就必须高喊“武装工农、建立、捍卫工农政府”的口号并且以实际行动把工农武装起来，只有寄希望于工农的革命斗争、而不是寄希望于身居要津的头头脑脑们的慈悲为怀，才能实现工农的真正当家做主。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机关及其斗争是关键因素。

上述共摆出了四个例子，从公开打出红色纲领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1932）到四十年后同一国家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从带着民族阶级合作、反帝面具的各国庇隆主义到1952年玻利维亚民革运政府的激进改良，只有看到这许多的琳琅满目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极端夸张的“社会主义”——人们才能冷静地看待今天在拉美似乎普遍崛起的“左派政权”。
而面对这些政权，左派（我指的是大多数左派）总是表现出一种空想的期望，这从共产党到社会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许多打着托派旗号的组织也存在着空想症。例如，阿连德政权期间，智利革命工人党（托）（波萨达斯国际的智利派系）就表明坚定地支持该政权，从史料来看，这种立场至少持续到1971年年中，而此前阿连德政权已表明其屈服于有产阶级了。如果说共产党当年是出于斯大林主义国际的遥控而服务于苏联官僚所以支持各个资产阶级政权，那么当苏联解体后，今天的左派却依然有相当部分在持续着拉丁美洲的传统空想症，真可谓好了伤疤忘了痛！然而我们总能看到左翼的少数部分保持着革命的立场——智利的伊派共产党与MIP，玻利维亚的革命工人党以及阿根廷的托派分子等等。就他们的立场来说是正确的，然而却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弊病，甚至某些左派的某些弊病在客观上表现为孟什维主义本质（例如玻利维亚革工党，他们是反对民革运政府的，然而他们只是运用COB的上层会议来反对，而没有深入群众去积极动员工人、准备革命起义，错失了良机，实际上就是孟什维主义。不过吉列尔莫·洛拉派却振振有辞地说国际环境不允许一个玻利维亚工人政权维持多少天）。
在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了的今天，在资本主义普遍开倒车的今天，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赋予各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以更多的红颜色，那些“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政权还会越来越多，我们切不可只顾着高唱赞歌，更不应把主要期待和信任放在上层的红衣政客身上，而应眼睛向下看，并且回归马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武装全体工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思想。
我坚信，十月道路是不朽的。

在历史之河的左畔，我试图留下一串足迹: 读书笔记

毛泽东提问：“你怎样使猫吃辣椒？”

对电视剧《西游记》最后一集的“佛门传经竟然索要贿赂”的看法

西方新左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买进→卖出”的差额利润是从哪里来的？（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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