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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10 Aug 2006 00:19:11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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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不让发，所以只好转到黔进派的网络日志上！

[共运再认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中派、右派

Sat, 03 Jun 2006 03:30:10 GMT

[共运再认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中派、右派

左派：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毛主义
共运左派都支持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在消灭国家和民主方面，前两者主张立即取消，而以社会组织（例如用公社、工团等自治组织取代），而后两者主张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不过革命的毛主义在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方面很可疑，因为毛主义从未造成过民主的工人国家，反而是官僚专制的工人国家。
共运左派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起到推动作用，但，当革命工人建立起工人政权后，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成为极端的反对派，而毛主义会像民粹派一样剧烈分化。

中派：斯大林主义，执政的毛主义，民粹主义
共运中派忽左忽右，它们基于工人运动或工人国家，它们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受到现代阶级斗争的支配。斯大林主义和执政的毛主义都害怕真正的工人革命及其所产生的工人民主国家，所以当工人革命严重威胁资本主义的时候，这两者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起着无产阶级革命制动阀的作用。在这种时候，斯、毛主义表现出右派反革命倾向。
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体系，在左右两边都有其派系，革命的毛主义包含着左边的民粹主义的元素，但右边的民粹主义又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合拍。

右派：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包括伯恩施坦主义、费边主义、维也纳国际、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国际]
共运右派实际上充当着资产阶级的看家狗，看管有组织劳工，防止他们革命，他们的自身利益表现在：有产阶级时常会扔几根肉骨头给右派的工人贵族和工会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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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述划分只是一个词义的区分，却不能作为准确的政治尺度，应该认识到政治与历史本身的辩证因素，例如应该认识到在现实政治中存在着辩证地转化，例如应该认识到某个人的现实情况（例如职位）对他的政治属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共运的重要一支，自19世纪40—70年代创立以来，经历了几次大规模分化。
第一次，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派一分为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改良的马克思主义。这次分裂发生在第二国际的框架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是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无论对共运还是工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次，20世纪20—30年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化出斯大林主义，后者以其独创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而自成一派。这个时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托洛茨基。
第三次，20世纪50—70年代，在斯大林主义派系中，毛主义分出，与前者分庭抗礼，引起了斯大林派国际的分化以及整个共运的重组。毛主义的特色是反对议会道路、强调暴力革命，并且普遍主张先解决民族矛盾再解决阶级矛盾，毛主义还强调一种人为的阶级斗争，普遍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

实际上，无论在国际共运史还是在国际工运史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政治体系的少数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但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工农群众运动的革命形势多次地出现在历史上，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里；只有一次，即1917年至1920年代中期，整个欧洲都发生了工农群众运动的革命形势，同时期的中国在1925至1927年也出现了革命形势。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很小的政治力量，大概是因为他们无法像改良派一样从大有产者的钱包里获得支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从高涨的群众运动中获得力量，十分典型的例子是：当1914年一战爆发、而第二国际各国党发生背叛时，列宁就开始着手建立第三共产国际了（从1915年开始），但第三国际真正建立起来并开始发展是在1919年，恰好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欧洲工农革命高涨之时，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第三国际恰恰是在工农革命形势中、在对革命群众的领导中获得了力量而建立、壮大起来。
而当第三国际在1926年英国革命形势、1927年中国革命形势、1930年代初的德国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后，第四国际却迟迟没能建立起来。直到1938年才宣告成立。斯大林匪帮抢走了列宁第三国际的旗帜、窃据了苏维埃工人国家（的物质财富），因而在几十年内屡屡窒息了工农革命。

1930年代中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左翼反对派）在世界上大概有4000多名党员（据托洛茨基日记）。

而今天，第四国际在世界上也只不过5万多名党员（据高放先生的数据）。
但高放所指的“第四国际”究竟是指统一书记处派呢？还是指第四国际的所有派别？如果再加上国际战斗派等托派派别，可能要多一些。我曾对人说过，托派党员大概有十几万吧。

当然，人数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先锋队往往能以一带百，甚至更多，别忘了，1925年中国日益走向革命形势时，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只有500名党员（1926年大概是900多人），但中国共产党的各个骨干先锋分子正是在大革命中起了组织领导作用，并直接从这种领导地位中获得巨大的力量。

认真观察共运史，就会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并不像传统红色官方所宣传的：是“最广大工农群众始终拥护的政治力量”。恰恰相反，那些长期得到广大工农群众支持拥护的政治力量却是各种改良主义力量。在关键的革命形势时，那些控制了大多数群众的改良主义力量往往为资本主义的苟延残喘保驾护航。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工农阶级斗争提出政权要求的时候，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者应该提出革命纲领，并领导群众去完成这些纲领。

看到这一点，能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共运、工运史中的地位，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

在历史之河的左畔，我试图留下一串足迹: 共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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