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极为烦闷，我居然看了《胆小鬼》上的一些恐怖小说，主要是“著名的恐怖小说家”周德东写的几篇，我怀着一种严重怀疑其写作水平的心态读完了那些小说，初步得出一些看法。我认为，那些写恐怖小说并且喜欢看的人主要是一些比较优裕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人（也许还部分地包括我吧），他们具有几个特点：其一，吃饱撑了没事干，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空幻想及其写作；其二，生活百无聊赖，希望寻求刺激；其三，他们活在这个社会中，由于纷繁复杂的挫折、冲突和激变，容易不自觉地陷于被某些必然性困惑的状态中，他们对自己乃至世界的存在感到迷茫和困顿，因而千方百计地寻求某种精神寄托。在周德东等人的一些十分可笑无聊的文字中，到处都可以感到小说主人公先验地怀着冥冥的恐惧，而许多的恐惧在读者我看来根本不存在。

我还无法充分地判断恐怖小说这种东西是好是坏、是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文化的负面产物，不过我个人认为，恐怖小说要写得好：首先应该尽量真实、尽量地接近日常生活（真实？不可能吗？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大量人类目前还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我想，最能扣人心弦的恐怖作品不是作者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根据民间的大量灵异事实构思出来的），其次，它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必须很精简，过多的“惊心动魄的”心理描写反倒让人觉得很烦腻，再次，它最好不要谈及什么鬼神灵魂之类的，更不要把鬼神灵魂的轮廓（包括话语）都描述出来，至少对于一部分读者（包括我）来说，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我们承认有许多“不可知”的存在（我认为并非因为自私的“本性”、而是因为人类对种种“不可知”的好奇与求索，人类文明才不断进步。周德东的《幽灵船》里有一段话把人的求生本能等同于人的自私“本性”，这是小儿科式的错误。另外，一个人为了公益而牺牲自己，这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例子，生物学家早就揭示了蚂蚁等社会性动物中存在利他主义。说什么人为了求生而不顾别人死活，这顶多也只是阶级社会的片面事实罢了）。

 

花溪邮局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朋友给我的邮政汇款已经五天了还收不到？？为什么黑龙江印象书店给我邮寄的书（《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已经15天了还收不到？为什么上次江苏千秋书店寄给我的书要整整21天才收到？是邮政的问题，还是学院收件负责人出了问题？（我多次催促班里的收件员，对方可能都烦了，只是不好说出来罢了）

A 21:50:45
我认为联系上第四国际，或成立中国的新革命组织是很紧迫的 
A 21:52:06
也许同仁们已经早做了该方面的工作，只是我不得而知罢了 
我 21:52:03
没有去联系第四国际的紧迫性 第四国际的内部派系斗争非常复杂 加入它们必须熟练英语 并专门进行研究 很费事 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来说 这并不是最首要的事 
A 21:52:55
哦 
A 21:53:20
最首要的是什么？高见！ 
我 21:53:06
最首要的事 我认为是尝试组织自主工会 或者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 还有 对过去的错误思想进行深刻的清算 
A 21:54:05
有道理 
我 21:54:12
连经济战斗组织都没有 工人的政治组织 还远谈不上 
A 21:55:45
我认为自己从根本上、思想上已经准备好了 
我 21:56:11
列宁派政党是建立在俄国工运政治化的基础上 俄国的政治罢工大概发生在1901年左右 列宁派政党是在1903年确立的 列宁以及他的同志都在主要工业城市建立起了许多工厂斗争小组
而中国 成功的经济罢工才刚刚在沿海地区开始 至于政治罢工则根本就没有 当然对此 我们不可“推动”工运的政治化 工运是一个客观因素 不是我们上了发条就会转的玩具 
A 21:57:21
连经济战斗组织都没有 工人的政治组织 还远谈不上
     凭直觉论述有问题 
我 21:57:14
工运的政治化是迟早的事 例如争取工人阶级的结社权等自由权利 
A 21:57:59
恩 
我 21:58:30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当然不是教条抽象的关系 但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想想 工人连经济罢工都不多见（而且少有成功的） 他们中间（注意是是他们，不是“我们”）怎么能产生出政治组织呢？ 
A 22:00:02
恩 
我 22:02:18
自己亲自去当工人 这还算不上什么实践 实践也有高低水平之分 工人中也有保守和先进之分 而且在目前 保守工人恐怕更多得多 如成为一个工人并参与到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 那又是另一种高水平的实践了 至于参与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实践 则是最高水平的
毛泽东不是没有参与过一般的工人斗争乃至大罢工 但是他在1967年时决不相信上海工人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工人革命实践 
A 22:04:45
我们能否有更多的忠诚的人，直接进入工人，启发、教育工人、其他的劳动者们，发挥我们更加积极的斗争性，创造性，和一切有斗争精神的人们的积极主动性？ 
A 22:05:37
联系一切有斗争精神的人们， 
我 22:06:26
如果你能调动就调动吧 
A 22:07:18
呵呵 
我 22:06:51
现在左翼大学生毕业后进工厂的事例是有的 但是很少见 
我 22:07:17
北京有一个左翼的女学生 辍学进了工厂 组织一些俱乐部之类的组织 
我 22:07:26
不过我不认识她 
A 22:08:17
单枪匹马？ 
我 22:07:50
恩 
A 22:08:59
堂吉何德呀 
A 22:09:38
不谈那特例了 
A 22:09:58
争取对象 
我 22:09:37
为什么是堂吉何德？她做得不对吗？ 
A 22:11:27
个人大战风车呀。我不认识，要不把她取过来 
A 22:12:13
我 22:12:38
取过来又能如何？ 
A 22:14:43
每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很可贵的 
A 22:15:16
很可贵的资源，很宝贵的 
我 22:14:45
工运不向前进 左派也奈何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 左派只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先进工人 一方面是身体力行 但这并非唯一的 另一方面 就是进行理论斗争 肃清共运史上的种种疑惑 
我 22:15:18
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影响的 
A 22:16:25
但愿你的话不消极 
我 22:16:55
我们只能身体力行 做力所能及的事 至于争取某个人 这不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现在就说要找到她 都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自己有心有力 能成为一个工厂工人并参与他们的斗争 你自然会认识到她的 现在你我置身于“运动”之外 又谈何把她“争取过来”呢？ 
A 22:18:47
我要像伊里奇，要别人要么投降，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存在的权利 
A 22:19:28
我要像伊里奇那样，在自己的观点面前，要别人要么投降，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存在的权利 
 
A 22:20:17
恩 
A 22:20:24
是啊 
A 22:21:01
但是 
我 22:20:47
有一些话 可能无情了点：如果你我都坚持共产主义 那么我们终究会在运动中见面并且为同一个目的而团结起来的 这谈不上谁争取谁 可是如果有一天 你或我离开了共产主义事业 那么以前说过的话全都是废话 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争取谁谁谁 搞一个小帮派 然后再去搞工运 不是这一回事 现在我们都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现在不能见面或者无法共事 但将来运动的高涨会筛选所有信誓旦旦的人并且把运动分子都联合在一起 这是必然的 
A 22:23:30
我完全坚信有那一天，就是不知能否有幸参与了

 

近段时间几次有事情要去花溪县城（我认为从地理和建筑上看花溪是个县城，而非贵阳的一个城区），看了一些景象，这里略做个点评吧。

 

可怜的小资产者

 

今早我经过贵大后街（即贵大南边的朝阳村）时看到一个十分陈旧的小楼房——“教工第17幢”的门口上用粉笔写着“强烈抗议贵大占我租房56年，24年来……还我公道”，门口坐着一个“背篼”（即贵阳式农民工）。旁边的一些老房子已经拆迁，不远处的工地还在施工，新的房子准备建起来了。我立时猜测：这可能是一个积累已久的问题，借拆迁补偿之机提出来了。我心里感到一抹淡淡的悲哀，——或许是我知道此类的问题太多了，也或许是我还未真正地麻木。
我在重庆“冒险”时亲身遇到过一个被强拆的小家庭（他们曾经是特钢工人），他们一家把我错当成了伸张正义的记者，托我把他们的申诉材料上传到网上，我感到既十分同情，又很唐突、尴尬，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帮不上什么忙，但我盛情难却，终于还是当天就把他们的长篇手写材料全文打字上网、转到几个论坛里了（而且许多字很难辨认）。实际上，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清楚这样的事实：由于缺乏政治自由以及官僚行政强权，中国的绝大多数小资产者（富裕农民、租房户、个体户和小生意人等，还应包括大型媒体记者、重点高中教师、办公室职员、高级医师等）都是社会上软弱无力的阶层，是广大被压迫者中的一部分，即使在政治自由、重视司法的情况下，如果他们自己不团结起来并争取到工农劳动者政权的支持，就算他们能维权也依然只是修修补补、摆脱不了实际上卑微可怜的社会政治地位。

 

可笑的广告标语牌

 

其一是贵大后街一出去就能看到的、矗立在花溪大道东侧的大型广告牌，中间：“贵阳职工医院”及其建筑图，左边：“方便农民就医”，右边：“巩固工农联盟”。
[巩固工农联盟？这是在故意以严肃来搞笑，还是因为大脑锈抖？现在的确是工农联盟，工农一起受苦，方便资本主义更好地剥削]
其二是花溪邮局不远处的马路中间、沿着隔离栏上挂着大红宣传横幅“学习当年红军 踊跃报名参军  国教委 宣”。
[我靠，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年轻人们都忙着发财致富、有志青年则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红军——红军即使在稍微懂得历史的人的印象中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军队，而更是一支革命起义军，如果真的学习当年红军，那贵州的农民、背篼和工人早就武装起来把贵州省官僚政府掀翻了]

 

虚情假意的维权宣传

 

今天上午，在花溪喜雨村大酒店对面的某个机关单位的大门口前的正中间，有几个官僚作态的工作人员忙着布置着一些材料，一张长条桌子前放着大红横幅“农民工维权宣传”，可是旁边一个背篼也没有，倒是一些好奇的路人伫足看着。
[要真心去宣传维权，起码也得到背篼通常聚集的几个路口去散发材料、对话讲解之类的。更何况，这些政府工作人员99%都纯粹是为了完成任务，因为，特权官僚们是决不会为真心工人着想的，当他们要为工人“着想”时，100%是因为那些工人的抗议行动威胁到了他们的国家统治。最上层的、最有远见的官僚是“真心”为工人“着想”的，它们往往能做一些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工人维权典范出来，可是它们那些手上没有什么资源而又鼠目寸光的下级官吏们往往只会奉命行事，而且保证可以把事情做到最无聊、最虚伪的境界]

 

最近两天我感觉Y同学很不会为人处世，特别是在他和精明滑头的Q同学对话时就看出来了。不过对于同宿舍的Y同学，我一直隐忍不发，免得引起无谓争吵（但在其他朋友中我则初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仅仅拿作为团支书的Y同学策划团组织生活一事来说吧，本来，由于班级的不团结，这次策划十分失败，不但内容怪异（每人出一笔钱去某地游玩），而且愿意去的人很少（因为要每个人自己掏钱），许多人相继找理由不去，以至于这次策划终归失败。策划者对此很不满意当然在情理之中，但是Y同学却边做工作、边大发牢骚，时而抱怨自己承担了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工作，时而诉苦自己跑了多少腿、做了多少事、掏了多少钱，时而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好象对腐败深恶痛绝似的，还总是把“老子辞职算了”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当有人问他“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当团支书呢”时，他竟然说他并不想当、是别人推他上的，还一直在解释班干选举时的具体细节。
我认为以上表现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此人太缺乏责任感。作为一个人，更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是敢做敢当，再大再苦也要扛下来，扛不下来就不要做了吧，做人何必装得那么累呢？敢做不敢当，算什么人？对于Y反复强调自己不是自愿当的，而是别人逼他当的，我倒想起了个故事。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杰克·伦敦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中的主人公马丁·伊登曾经是个贫困落魄的作家，他的女友终究因为他的前途无望而离开了他，对此他刻骨铭心、伤心欲绝，可是当马丁·伊登事业发达之后，他的女友又来找他了，她希望重拾旧情、含着泪说了许多后悔当时所作所为的话，这时马丁·伊登只说了一句话却给我印象很深刻——每个人在做一定的行为时都是按自己的意愿的（大意）。这话说得何其好呵！既然后悔，又何必当初呢？而当初你既然不想上，这又是谁能逼迫你上的呢？（至于我个人，则是几乎从来也不想当班干；但是如果我要做某件工作，我一定会争取及格，不过前提当然是“我要做”，而不是别人“要我做”。例如，我在重庆的那点光辉事迹宿舍里都知道，我也同时说过在重庆时的经历之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后悔，相反，只要我的共产主义信念不改变——我就永远也不会后悔，而且我深知将来的生死斗争还将更激烈）
其二，他在批评别人时，不懂得检点自己，这是很可笑、也很可悲的。他抱怨别人太自私，可是他自己呢？他自己还不一样？连自己和舍友的利益关系的处理都有失妥当，为自己的舍友临时使用他的电插座的一个接口，常常要骂骂咧咧。向他借个钱，他也要反复提醒；哪个舍友有几次借钱不还的情况，他居然当面嘲笑人家；可是他当团支书后这几天就多花了几块钱，他就要痛苦地抱怨了。何况他是个广东富商的儿子，比起班里的一些经济相当困难的曾经的班干部（他们却并非喜欢事后发牢骚，只是现在早已辞职了），他那点付出又算得了什么呢？实际上（我感觉），现在中国许多大学生，不管家境好的还是贫困的，都很注重维护自己利益，往往多少表现出一些自私倾向，只不过许多人还知道羞耻、知道要“面子”，在公共场合极力适应传统道德和公益性，少数人则不知廉耻，公开强调自私性，为自己的自私辩护，那又另当别论了。而Y呢，我感觉他大概属于前者，问题就在于他在交往方式的某些方面太缺乏自知之明。
（如果我公开这样批评他，他恐怕还要反咬我一口呢）
不过，说到底，我还是觉得步步更有见地，步步说，人总是要成长成熟的，当他碰了几次壁后就明白了。这个评价使我意识到，对于成长中的人，应当怀着宽容的心态，有时候，宽容就是容忍，就是不试图改变别人，让他在他的成长中去碰壁摔交、去反思，这样当他将来自己回顾过去时他就会明白的。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终将会在社会中走向成熟的。（如果说我在批评Y时应如何检点自己，我觉得是应该对他人的批评更容忍、对自己类似Y的缺点更克制、在公开批评别人时更注意分寸）

 

我不断地试图向前进，但总也摆脱不了颓废和迷茫，我时常陷入孤独和寂寞中，时常对周围的异议变得敏感但却冷漠，于是我常常麻木。我一次又一次离开自我，我以及我的内心变得日益抽象而不可理喻，每当如此——每当我迷茫、堕落、麻木而冷漠时，我就感到一种无可药救的痛苦，我会带着沉重的负罪感，甚至常常恐惧陌生的路人的眼神。

包括学前班，已经十七年了，我的学生时代是不是太长了？我开始喟叹。

大话西游的几段对话

（1）

紫霞：昨天晚上我托一只蜘蛛跟你说，叫它告诉你，我很想念你。你知不知道啊？

周星星：你又知不知道？我一直在骗你。

紫霞：骗就骗吧！就像飞蛾一样，明知道会受伤还是飞扑到火上。飞蛾就那么傻。

————————————————————————————

（2）

葡萄：紫霞在你心目中是不是一个惊叹号？还是一个句号？你脑袋里是不是充满了问号呢？

周星星：紫霞只不过是一个我认识的人。我以前说过一个谎话骗她，现在只不过心里有一点内疚而已。我越来越讨厌她。我明天就要结婚了，你想怎么样啊？

葡萄：有一天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

周星星：可是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呢？请你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拜托！

葡萄：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周星星：不需要吗？

葡萄：需要吗？

周星星：不需要吗？

葡萄：需要吗？

周星星：不需要吗？！

葡萄：哎嘿……我来跟你研究研究嘛，干嘛那么认真吗？需要吗？

——————————————————————————————

（3）
白晶晶（信件）：你的良心告诉我，你最爱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女人。当我见到她在你的良心里面留下的东西之后，我觉得，你经过这五百年之后，回来要找的不是我，而是她。你我都要相信这是天意，也是传说中的缘分。

 

 

今天傍晚我重温了三集《大话西游》。其中《仙履奇缘》有几段话挺有意思，我抄下来议论一下。

第一段姑且叫做“飞蛾扑火说”。弦子那首《醉清风》也有一句“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这话其实只是一种对事实的形象叙述，……无异议。

第二段颇值得回味。葡萄说的“有一天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我对此基本赞同，因为你开始讨厌一个人，说明你对此人开始十分敏感，人在拒斥某人某物时实际上同时也就开始（不自觉地）尝试着去适应之，这就很可能导致你爱上他（周星星问为什么会爱上自己讨厌的人，这就是理由），一方面你可能爱上对方，另一方面你可能一辈子讨厌对方——这不是绝对的，这其中有许多偶然因素。但是，“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我认为当然有原因也有理由，我反对那种“无厘头”的爱情，那种爱情实际上可能往往成为爱情游戏的借口。

第三段，讲到缘分，联系到整个剧情——让人感觉缘分的确很奇妙。不过，我完全相信有因缘、缘分之说。

 

今天上午收到了（网上）江苏千秋书屋寄给我的《外国学者评价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真是太恼火了，从对方邮寄到我收到，总共花了21天时间，花溪邮局真的很有问题！这本书对于写MCR第一编很重要，另外，这本书还要当作赔偿（邮寄）还给柳州图书馆，10月底要到那里，不能太迟了，否则要扣钱了。

 

其实今年后三个月的事务非常多，我今天才听说12月下旬之前就要结束课业考试，这十分不幸，11、12月一定要累死我了。昨天大半天在写国际经济法的一篇论文，才觉得自己十分地才疏学浅，不读书、不看资料，根本写不出好文章。要写出这篇文章，未来一周要特别地赶才行。课业总攻实际上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牵制我最大的因素其实就是课业了。我不知道这一问题具体将如何解决，这取决于我的阅读和理解速度。我的读书速度确实是很慢的……

 

MCR是十分棘手的，现在必须要写，时间上只是五天十天的问题。我打算从第一编开始写，然后紧接着写第二编（11月中下旬这样）。对于集大成之作，第三编应该是不难写的。要写MCR，特别地体现历史和理论学养，所以才说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棘手的。

 

幸亏校对工作抓得很紧。昨天晚上一口气完成了第四章后半部分，从而完成了第四章。第五章本周也可完成一半，下一周（即11月5日之前）只要我抓紧，即可完成第五、六章，以及第七章的一半。

再致红草,并各位主人公同志

作者: 思想者
日期:   2006-03-24 11:07

今天看见你们又争执起来,我忍不住要说几句.

拥护托洛茨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者应该团结起来而不是互相指责.希望各位毛泽东主义者对待红草要象对待自己的同志.

红草,作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者)你更要深刻意思到自己的责任.你还很年轻,很有才华,你知道,青年人的一般任务就是学习.我想你应该去努力做一个新时代的列宁,更多的向列宁学习,(去学习列宁全集用英文版的,这样既学语言又学理论,如果你上网太费时间和网络费,可以让MIA寄一个DVD光盘过去)努力避免列宁所指出的托洛茨基的自负的缺点.不要过多的指责毛泽东,他出色地担当了那个时代的领袖的重任.他在他的那个历史时代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尽管按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他还有不足.但是毛泽东仍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没人能替代.
作为国际主义者,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你要学习好至少一门外语,并且和其他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全人类,同样的逻辑,一个人只有首先用人类所有先进的知识和理论武装起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才有了取得自己解放的基础,只有自己解放了(你自己还不是自由的,你要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才能更好的服务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

一则，思想者同志的劝导，尤其是强调学习国际语言的重要性，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二则，思想者同志所说的“拥护托洛茨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者应该团结起来而不是互相指责”我则一直不以为然。他说要学习列宁，而列宁恰恰是一个决不调和的理论斗士咧。

 

鹅山龙骑士 (2006-10-22 11:04:18)

我在食堂打工
3800韩币(30多人民币)/小时
1天干3个半小时
拣盘子+到垃圾
很累很臭很辛苦
难以想象
经常一身都是垃圾水
工资算是这里最底的
不到正常工人的十分之一
不过在国内已经很高了
我瘦了,力量也大了些
我时刻记得自己是汉民族的后代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

 

这是我的中学时代老同学——龙在韩国龙仁市明知大学发给我的QQ留言。他去韩国已经有差不多两个月了。他遇见了许多新的同学，新鲜的事，以及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这真是他的人生中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命运转折。
他原来在桂电上学，生活是颇为悠闲的，而且在男女关系方面近乎腐化堕落（对此我予他以尖锐地抨击）。不过他在高中时代却是一个保守得令人发笑的清教徒，一个崇尚好莱坞电影并且喜欢玩电脑游戏《盟军敢死队》的、具有尚武精神的中学生。他的成长经历了巨变，从高中到大学。然而我没想到他去了韩国，在韩国又迅速地被民族主义精神渐渐深入了骨髓，他对中华民族的热切认同，就是在电话里也表达了的。不过我对他说，我对民族主义不怎么感冒。是不是留学生的中下阶层容易变成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生活艰苦，精神上缺乏一个强大的依托，而正在强大起来的资本主义中华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归宿。当然，这需要有一个内在的因素，即他们本来就对民族主义不感冒，甚至他们本来就是民族主义者。在龙去韩国前，他看了电视剧《汉武大帝》，对汉武帝也是特别地推崇，不过，一个没有充分感知过社会的大学生，一个只是受到了民族教育与民族舆论影响的年轻人，是不会有真正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思想的。正是一个人最深刻的命运经历与转折真正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政治选择，我曾在一处论坛里写道“我正在继续向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直到我在社会生活中奠定阶级身份，才能判定自己的政治归宿）”。
龙用他的切身体验明白了明朝民族主义者顾炎武曾说过的——民族与王朝的区别，龙在电话里说道（大意）：我们可能对CCP有种种看法，但我们所说的爱国应该是指热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他已经学会把CCP政府与爱国区别看待，这是高明的自由派民族主义，处于中国境外的留学生，也许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我在8月曾反复地对龙表达这一忧虑：将来我们会不会分道扬镳？我这样的忧虑基于以下事实：我和他（在政治认同上）从来都不是同一条路上的，在将来变数纷繁的命运之途上，这一点就更难测了。龙说，不会的，我们以后还会是朋友的。到了韩国后，龙依然惦念着我，给我打电话（他只给他的家人以及我打电话）。而他的生活，既让我感到好奇，又让我感到遥远和陌生。
其实忧虑是没用的，人的社会思想总是要随着一定的社会环境而变的，这个连人们自己的意念也难以影响。龙还没有真正走上社会，还处于“半工半读状态”，天知道他将来还会如何变，天知道他将来是要站在人民立场上，还是站在有产者立场上。
其实，在现在这样的“和平时期”，还大可不必拘泥于自己的朋友有怎样的社会思想，即使有一个有产者朋友，又何妨呢？
不过，说实在，我还真有点矛盾……

 

孤独的弊病，恐怕还不是寂寞，而是思想养分的极度匮乏与精神的干涸。
我长久地忍受孤独的煎熬，于是，冷漠成为我的一种适应性。我的本质被一点点剥离，我所坚守的是越来越脆弱的躯壳。我以为可以用孤军奋战去战胜一切困难，但我却感觉同时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东西……
在每个人的戏剧中，应该有充分的配角和生动的伴乐，否则主角就无法完整。
托洛茨基说，反对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安全活塞的作用。这仿佛是一种讽刺。然而，人也是如此、且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倘若没有一种富有活力的异议源泉，倘若缺乏一种新鲜生动的角色，那么这个人的灵魂就会渐渐衰老、冰凉，而积压在锅炉里的热蒸汽却会演变为一种粗暴的态度——显得这容器是如此不稳定……

 

    昨天晚上（严格地说是今天凌晨），贵大北区#12某层楼爆发了一次流血冲突，两名逞凶的同学用凶器（一根铁棍、一张板凳！）猛击另一位同学的头部，尽管受袭者临时用某物护挡，却仍当场皮开肉绽（板凳都散架了），鲜血飞溅到其他同学身上，受害者伤势惨不忍睹……事情的起因竟是这样的：那俩同学气冲冲地走出寝室来抗议楼道里的打扑克的学生发出太大的嘈杂声，据他们说他们已经忍了两周了，这时一位打牌的同学低声顶了一句，迅即关门进寝室，没想到那俩同学就在门外厉声叫嚣，并且将关着的门踢开（！）、冲进去袭击那位同学。很快，楼道上聚集了许多同学。一些热心的同学冷静有效地制止了逞凶者；几位同学陪受害者迅速去了医院；学校保安也来调查了；楼道上的同学了解情况后纷纷回寝室，以免给事态造成不利影响。
    此事不免产生了议论，在同学私底下产生了一些很不同的看法。我没有附和别人的议论，不过也不讳忌公开议论此事，我只是有自己的看法。

 

法律后果

 

    逞凶者之一打完人时还狂妄地叫嚣“老子不怕你去告，大不了坐两年牢”。如果真的按中国刑法典，至少可以按涉嫌故意伤害罪和损害公共财物罪（损害学校的门和板凳）起诉肇事者，单是故意伤害罪，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章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看来还真能满足那位逞凶者的“愿望”。具体怎么处理，一则要看当事人是否能求得民事私了，二则如果要以刑事责任论处，则要看具体情况和犯罪情节了。（另外，还有学校行政处分）

 

是厉害，还是无能？

 

    如果我们对此事只想到了法律（以及学校规章的）后果，那么也太容易了，因为就事论事地来看，按法律（规章）技术上的操作处理就够了。而法律规章针对的只是社会中的行为，却很难直接从行为的普遍根源——社会心理以及各人的思想意识层面来治理。有一种简单冲动的议论认为，逞凶者“很猛、很厉害”。真是如此吗？从事件的起因来看，似乎是楼道上的打牌者与在寝室中休息的同学之间的矛盾，而且还由来已久，这样看来逞凶行为似乎还“情有可缘”。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性质还远谈不上“敌我矛盾”，顶多是熄灯后打牌这种具体行为在学生之间引发的摩擦不和，完全可以通过认真的协商——甚至可以用灵活而坚决的谈判艺术来解决，为何非要诉诸于武力解决？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肇事者在逞一时之凶前经过的“思想酝酿”的过程，那是一种伴随着自我忍耐克制的积怨增长的过程，“酝酿者”在这一问题上完全沦陷在单方面解决的泥潭上，并且事先假定对方是不可调和的——自己在不断忍耐煎熬、而打牌者们却依然在发出声响（打牌时不发出丝毫声音简直是不可能的），最后导致“酝酿者”怒火爆发，这种怒火不是来自他们的一时淫威和十足神气，而是来自忍耐多时的无奈与无能。

 

责任感——冲动的祭品

 

    不管是出自肇事者同学还是受害者同学的口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肇事者本无恶意，只是一时冲动了，“年轻人嘛，总是有点冲动的”。实际上，我也不认为肇事者本来就有恶意，并非存心跟打牌者或那位受害的同学过不去、或者是有长期瓜葛之类的。但是把这个具体问题仅仅归结于年轻人普遍具有的冲动性，未免太简单了。一切社会要维持下去都离不开责任，责任是社会一切行为的基础，一切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未成年人的行为由监护人负责，至于是法律责任还是其他行为责任，那又另当别论了。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了，但是还是有广大公众民主地组成的社会自治组织，还是有对行为责任的具体落实与强大监督，不负责任的公众行为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行为要自觉地受到良俗美习的规范。回到这件事上来，当事人是怎样对待自己行为责任的呢？一开始，那位打牌的同学对那俩气冲冲的同学顶了一句话（我没听清楚说了什么，只知道口角冲突后迅即发生关门声、咆哮声以及冲撞寝室门的响声），话语虽小，而且仿佛也“情有可缘”，但这无疑是不对的——要知道，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论负责、而不是对别人的言论负责，这是一个起码道理。然而，那位打牌的同学在口角冲突后回了寝室，客观上规避了肇事者，而肇事者再在门外叫嚣乃至踢门，这就把矛盾大大升级了，这已不是什么“年轻人的冲动”，而是故意、恶意挑衅、恐吓威胁了。在冲动的名义下，牺牲的不仅仅是受害者的身体，更是责任感在瞬间的崩溃以及肇事者自己对自己（责任感）的放肆的戏耍（“老子不怕你去告，大不了坐两年牢”）。
    我们都是大学生，都有二十多岁了，应该说，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起码大道理用不着唠叨了，但为什么会表现出责任感如此缺乏的现象？我听说打架斗殴在大学校园里时有发生，这似乎是稀松平常之事、用不着去理，但事情既然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仍多少感到不可思议。几个大学生可以因为这样的小事——完全可以协商解决的事——而大打出手，这难道仅仅是“冲动”吗？这难道不是对自己应负责任的蔑视吗？是什么导致了当代一些大学生以对自己的轻薄放任来显示“强悍”的劣性？（这是否强悍的表现，下面接着评析）

 

谁是弱者，谁是强者？

 

    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位受害者被打得那么重却没有还手，似乎显得懦弱了点，而那些逞凶者太嚣张了、哪天真是该好好被“教训”一下。我却不这么看。
    据悉，19日凌晨当事人在学校派出所做口供笔录时，肇事者故作可怜状，他们一边主动蹲在地上、一边和受害者的朋友“套近乎”，还不安地“讨好”保安等人。这不禁让我想起黑社会里先是耀武扬威、后来才发现原来得罪了“老大”的朋友的“小弟”，事后一直在不安地笑着赔不是，看着既讨厌，又让人觉得可怜。
    逞一时之凶的人决非英雄，反而，让我以为，逞凶者懦弱地屈膝于自己所谓的冲动（这个借口掩盖了无能的本质），却丢掉了更大的理和义，丢掉了原则性和责任感。而那位打牌的同学虽然动了口，却未动手，被打后也未以牙还牙，我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但他这样的举动却占尽了道义上的优势，他（在行为上）的忍耐反倒显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因为他以行为的沉默和妥协——客观上是对肇事者的宽容——捍卫了原则，忍住自己的不愉快而坚守了自己的责任感，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他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他的言行是有分量的、而不是轻薄随便的。这种人难道不是真正的强者吗？（实际上那位被打的朋友并不瘦弱单薄，论起身材也可谓牛高马大、身强体壮，他的性格也并不软弱。他被打后伤口自动凝血很快，其坚忍的镇定与平静也使得我们安心了许多）
    我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深深同情×××（那位受害者）”，现在看来更要补充一句：“我深深佩服他”。

 

身份证制度太复杂了。办证经历，且听我慢慢道来：
先要写申请，学生科开证明，接着学校保卫处户籍科开证明，再去照相（10元），然后到派出所（去了还不行，说要有带有盖章证明的个人照片，所以我还白去了一次了），没想到派出所户籍办公室还有双休日（所以我白去了第二次），本周一（16日）我是第三次去派出所才开始办身份证（第一代停办，只能办第二代），交了20块钱，说要三个月办成（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是不是还要精雕细琢？）。幸亏还有临时身份证，在派出所指示下，我跑到××区公安分局，交了派出所证明，对方说两天办好。今日再去，才领到证。顺便补充一事，在办证过程中，我遭遇了两次大堵车，都长达半小时以上，算是够倒霉的了。

 

打工，读书，交友，旅行，调研。

 

今天我和室友们一起去贵阳市区，在客车站找公车。一路上我们看到沿街有许多乞讨者，他们显露出自己的残疾躯体或者蓬头垢面，无一不显得悲惨而落魄；而各式衣着的行人则来来往往，行人们——包括我们——仿佛在另一个世界走、而那些乞丐完全不存在似的。
当我们走到一个公车站附近时，忽然我注意到坐在路边的一个穿着黄衣服的脚上有残疾的人以及他面前的一地的黄黄绿绿的、用粉笔写的大字，那开头第一句就是“毛主席像太阳，照着人民暖洋洋，邓小平像月亮……江泽民……下岗……胡锦涛……”，从邓一直骂到胡，除了第一句，句句都是讽刺。我感到很吃惊——这种歌谣在网上和人们的口碑中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且（我注意到）那个人还在继续写，我是第一次见！我看着地上，除了摆着一些烂背包之类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乞讨的碗之类的，这更使我吃惊了。
这使我好奇地看着这位流浪者，他不时四下里望着行人们，带着一种得意的神色，一种独特的假笑，不时走过来两三个人看看，面无表情地走开，一个老者和另一人伫足看着，那个老者颇有兴趣地逐个念叨着地上的字。这位残疾人的右脚是残缺的，左脚和右手撑着地、以便慢慢挪动，左手则拿着粉笔，他时而残缺不全地笑着，时而拿出粉笔在地上写着……
由于公车一辆接着一辆地来，我们要等的公车也快到了，所以我只匆匆地关注了这一切场景。

 

（我提醒我的同伴们注意那个流浪者，其中一个说“这有什么啊，刚才一路过来有五六个哪”。我说这个不同，这个是“街头毛派”，他在地上写的是政治性的，他好象不是来乞讨的。又一个说“还毛派呢，又看到你的同志了”。我说不信你自己去看看，写的第一句就是拥护毛主席的，后面从邓小平骂到胡锦涛，这种东西在网上漫天飞，真正敢写、会写在街上的或许只有这样的穷人，他是毛派，是朴素的毛派。不过我的同伴们对这一切不感兴趣，我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了）

 

我当时有一种想对他的行为表示肯定的冲动，可惜我不会说贵阳话，担心他误解我的话。不过，我可以把我床头上放了两年多的《毛主席语录》送给他——如果我当时带着的话。

 

居然有将近一个月没写网络日志了，简要地写一写近况吧。
9月28日本是第一国际成立142周年纪念日，我却遭遇了一次灾祸，沮丧多日，靠着坚持写毛与文革论稿而逐步振作起来了。这证明了，怀着大目标的充实忙碌的写作能够使人摆脱生活的无聊、低迷与琐碎。人的命运呀，我多么不懂！（我常常不知道我将走向何方）——人生是总要面对许多突变（或者是不测或者是转机）的，在物质上靠家人朋友的帮助，在精神上却是要靠自己的。
人的命运真的很奇妙：比如说龙上个月已去了韩国，他真的去了，我的高中同学，他本来在桂林读书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跑去韩国呢？他自己也想不到的！过去他是我的朋友，现在他是我的朋友，以后他还会不会和我好呢？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这个疑问，他说会的，但我仍是疑问，因为人生的转折可能根本地改变一个人，这就要看究竟是怎么一种转折以及个人自己的把握了。他去了韩国，也不知要呆多久，他会遇到种种机遇，种种挑战，他可能会大大改变自己的。
10月9日朝鲜搞核试爆了，这太突然了——因为我太久没看朝鲜了，是我自己觉得太突然了，尽管之前我已经知道10月3日朝鲜宣布要搞核试验，但是我以为这又是个威慑性的政治辞令而已。
最近几天我上网太疯狂了，又是看朝鲜，又是看论坛内的激烈斗争，坐的时间太长了，饮食没跟上，我生活已经严重失调了，写作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太累了，该反思、调整了。
我太过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研促会的稿约了，结果这个稿约就变成了一个沉重的文债，重重地压着我，我被自己的虚荣心压垮了，我不能再这样了，该反思了。写作还在继续，但不能赶集式地写，那不是写，那是瞎扯。写作要推迟到明年春天这样了，具体地要想好，还是要抓紧的。
校对要做，学业要兼顾，英语要大补，要把时间表比较详细地计划到下个学期，不能胡搞下去了。要吃早餐，一天三餐，早上晨跑，要补身体，这是生活的框架，基本法，不管你是哪种主义者……

 

《毛泽东传》，读书加紧、加紧！快马加鞭！

争取十一前开始动笔关于毛与文革的课题！

《“不断革命”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2月第1版 1972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3002·136（内部发行）

 

“我的对手们当然没有预见到，他们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斗争中心以后，自己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迫围着这个轴心旋转，而且会用转换的方法为自己制造一种新的世界观。”
（P81，初版序言，俄文版，在柏林出版）
[札：根本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会引发与无产阶级思想相异化的世界观，这提醒我们注意机会主义对机会主义者自己造成的客观后果]

 

    “挑起早已熄灭的争论，看来可能最没有用处，却常常可以满足当时某些不自觉的社会需要，虽然这种需要本身并没有追逐旧争论的路线。反对‘老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十月革命传统的运动，对于新官僚来说，这种传统已经变得越来越碍手碍脚和不可忍受了。新官僚开始把他们要消灭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这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便逐渐变成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动在广大的非无产阶级范围内以及部分地也在无产阶级范围内的表现，变成这种反动在党内的反映。具体说来，把不断革命论同列宁的‘与农民联合’路线对立起来是在1923年全部形成的。这种对立被丑化了，从历史上看被歪曲了。这种做法是同社会、政治以及党的反动时期一道出现的，是这一时期最生动的表现，它表明了官僚和有产者同世界革命及其‘不断’动乱之间的有机的对抗，表明了小资产阶级和官吏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对不断革命论的恶毒的咒骂，到头来只不过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论即民族社会主义的最新变种扫清道路。当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些新的社会基础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一点证明来肯定或否定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些隐蔽的基础，这场论战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具有一种无聊的学院性质。
    “近年来，我发觉我不能撇开新的问题而回到那些同1905年革命时期分不开的老问题上去，如果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主要关系到我的过去并且被人为地用来反对我的过去的话。……社会意识是厌恶真空状态的。近年来，正如我所说过的，这种理论上的真空已经被反托洛茨基主义的糟粕所填补。……
    “……充满伪造的托洛茨基主义神话，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历史的一个因素。近年来，右派-中派路线由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破产而在世界各大洲遭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1905年初出现的旧争论和预断加以估价，那末，今天同共产国际内的中派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至少是很困难的。”
（P112——P114，第一章《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
[札：托洛茨基告诫我们，任何涉及历史的重大理论争论，无论哪一方都具有或隐蔽或明显的社会基础，并且为当前现实所用，如果不看见这一点，要么是盲目，要么是纯粹无聊。今天中国仍有人坚持反对不断革命论的陈词滥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论调只是为他们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主张服务，如果不看见这一点，那么为不断革命论辩护就同样“具有一种无聊的学院性质”。托洛茨基还提醒左翼分子注意，理论斗争的对象应该是“当代历史的某个因素”，而不应随心所欲地选取]

 

    “我记得，当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引用这些同样的引语时，我对他大声说：‘但是列宁的言论里也有直接相反的话。’布哈林有一刹那很窘，然后他反驳说：‘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引用的是我所需要的，而不是你所需要的。’这就是这位理论家的心理状态！——列·托·”
（P132，注释1，第二章《不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改造》）
[札：对于列宁在一整个历史时期里自相矛盾的大量言论，托洛茨基以历史的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做解释，而布哈林却以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的态度为他所用]

 

    “现在，我们当中涌现了一批特殊类型的‘红色’教授，他们同过去的反动教授不同之处，往往不在于脊骨更硬些，而只不过是更加无知，他们用学者的态度修剪和清洗了列宁的一切矛盾，即修剪和清洗了列宁思想的动力；标准的引语用不同的线串起来，然后按照‘当前’的需要使这一‘串’或那一‘串’引语流通。”
（P147，第三章《“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

1）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P233：“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所用的公式跟我所用的是一样的，但是人们只要把他们的任何一条公式围绕它们的轴线旋转五度，就可以发现，我们对于同样的概念却赋予非常不同的含义。我们的一致是暂时的、表面的、虚假的”。

 

P232—P233：“通过这些接触，我慢慢懂得：一个人的脑子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因素，仅仅消极地吸收某一思想体系中的若干部分，还是根据这一思想体系，进行自我教育、重新改造自己的全部心理特征，这两种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只有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同各种传统和习惯进行彻底决裂的时代才能得到发展。然而一个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暴露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市侩而已，因为他学马克思理论的某些部分就象一个人学法律一样，往后就靠一部《资本论》过日子”。
[我们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所用的公式大多也是一样的，关键不在于理论问题，而在于对现实的分析，在于你从什么价值立场、按照什么思维方式来理解问题]

 

2）关于宗教问题
P269—P270：“拉加茨虽然相信基督教，而且还是一个受过神学教育的职业神学家，但却处于瑞士社会主义极左派的地位，承认反战斗争的最极端方式，并赞成无产阶级革命。他和他的妻子由于能以十分诚挚的是非态度对待政治问题，而使我敬重。他们这种态度，与奥地利、德国、瑞士及其他国家那些毫无理想的社会民主党官僚有着天壤之别。据我所知，他后来就由于自己的主张而被迫牺牲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就他所属的那个阶级而言论，作出这样的牺牲是了不起的。然而，在和他的谈话中间，我除了对这个与众不同的人感到十分敬重之外，还常常感觉到在我们之间有一种几乎是有形的、稀薄的但全然不能渗透的隔膜。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虽然他没有把自己的信�